就总体而言，亚洲人青睐的名牌大都来自欧洲。比如法国的 Louis Vuitton、Hermès、Chanel和Cartier，意大利的 Gucci、 Prada、Armani和Zegna，英国的 Burberry和Dunhill，瑞士的 Rolex和Bally。美国的品牌似乎在亚洲的影响力有限，当然 Tiffany显然是个例外，另一个例外是 Coach，最近几年来它颇受日本消费者喜爱，因为它彻底改换了商标设计，并且将自己重新定位成“能轻松拥有的奢侈品”。

无论是哪个品牌，最热切希望了解的都是为什么西方的奢侈品能在亚洲获得如此集体性的、狂热的支持？亚洲人对西方名牌的热爱已经超越了国界，跨过了社会阶层的限制，人们对名牌有着类似宗教信徒般的狂热，甚至甘愿为它们作出牺牲。

这一切起始于 20世纪，整个 20世纪中亚洲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形态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颠覆了旧体系中划分身份地位的标识体系。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亚洲，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曾经有过极为森严的等级体系。比如，江户时期的日本，幕府将军是统治者，社会阶层自上而下被依次分为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在印度，世袭阶级的划分则更为森严，依次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婆罗门最受尊重，他们大都是僧侣与学者，刹帝利是武士与统治阶层，吠舍则是商人、农场主和艺术家，最底层的首陀罗是劳动者。韩国的社会等级类似中国。无论是哪一种社会等级划分，最基础的线索都?把人们分而治之，分类的标准通常是职业、所出生的阶层。这种情况下，人们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是从下层爬到上层几乎完全不被允许。在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中，越是上层越受尊重，此外亚洲人的信仰也在强化这种等级制度，比如印度教教义与儒家思想。一个人一生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划分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接受，都没什么机会改变命运，除非下辈子投胎一个好人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亚洲国家中的特例，沿袭了数千年的科举制度，让普通中国人有机会考取功名，鲤鱼跃龙门，彻底改变身份。

纵观这些等级划分?有一个有趣又令人费解的现象：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社会等级体系都不约而同地看不起自己动手赚钱的人，商人和手工匠在等级划分中都处于劣势。在日本，他们被划入最底层。在印度，商人的地位倒数第二，某些特定领域的工匠还被划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比如制鞋匠，他们甚至不准从村里的公用井里打水。颇可玩味的是，现在的印度，人们不仅斥巨资购买莫罗 ?伯拉尼克与周仰杰设计的鞋子，还争先恐后地邀请这些设计师来参加家宴。

麦克尔 ?平奇斯（ Michael Pinches）称这种刻意贬低别人的行为为“文化对立”，追求财富、从事?质生产的人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类，孤立起来。赚钱被认为是不体面而肮脏的，除非你出身统治阶层或者是大地主家庭，生来就靠出租收租赚钱，只有这样的人这样的赚钱方式才会被尊重。在过去，如果你是学者或者武士，那么你同样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亚洲旧有的等级制度曾固若金汤，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殖民时代，还依然保持着完整严谨的社会阶层，虽然殖民者的确在当地扶植起一批中产阶级，协助殖民统治。

与过往形成对照的是，在现今的亚洲，阶层发生了改变。教授（等同于过去的婆罗门阶层）和军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过去的武士阶层）然并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崇敬，但依然被尊重，并且收入不错。但新的社会阶层认证体系已经横空出世，它非常简单非常直接，那就是越有钱越有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家庭状况依然受关注，但是焦点已经转移到财力，财富成为一种信仰。至于怎么赚到钱的没人在乎，即便从事的是过去被轻贱的商贸与制造业。于是乎，一夜之间，商人阶层站在了金字塔顶端，成功的企业家摇身变成社会新贵，受过专业培训、管理企业的的经理人则成为高收入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