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几年来，联大在学术工作上，在民主运动中，总算尽了它的一部份力量。

联大能有今天的表现，也并不是偶然的事。

首先，我们得承认：青年总应该算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富于正义感，最热情，最纯洁，生活力最充沛的一部份中坚。只要他们看清了事实，他们总是“见义勇为”，见不义敢于反抗。

抗战初起，全民族都感到兴奋。全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同学，紧接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大部份参加了抗日的阵营。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时，已有一部份同学留在北方游击区与敌人周旋。

联大的前身——长沙临大时代，正是抗战中最热烈的武汉时期。那时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同学们要求学校实施战时教育，他们觉得这种平时的教育已经不太适合战时的需要，学生应该随时准备以身报国，一旦国家危急，总不能还抱着庄子楚辞或是莎士比亚上前线。同学们的想法是对的：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并不像某些人专门让别人多“反省”，他们不仅仅求诸政府，求诸社会，而且实实在在的“求诸己”。然而因为政府没有坚定的抗战政策，同时缺乏灵活的机构，同学们的要求落空了。这件事不成功，后来又有一次“从军运动”。有一部分同学知道实施战时教育决无可能，而自己又决不甘心“隔岸观火”，仅止于呐喊而已，于是只有忍痛抛开了经典，毅然加入实际的斗争。在临大结束的时候，同学还有两千多人，然而到了昆明，联大正式开学，就只有六百多同学了。这大部分同学到那里去了？有的上了前线，有的到了陕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推动救亡工作。

留在学校里的，对于自己的本位工作并没有半点松懈。第一，大家看见国内各党派有了空前的合作，上下一心，合力抗战，穷乡僻壤，都知道要打日本。大家对于抗战是没有什么可以焦虑的。第二，那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影响到物价，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这一套把戏，都还没有猖獗到后来的地步。所以同学们在心理上生活上都没有受到威胁，学习的情绪当然可以维持。

到昆明以后，一部份同学经过了三千五百里的徒步集体旅行，同时，“一二·九”给予青年们各方面的解放，也带到了昆明。所以那时同学们的生活是热烈，痛快而鲜明的。讲演会，讨论会，戏剧，歌咏，壁报，集体旅行，集体学习都蓬勃一时，就是男女同学两性间的关系，也是正常而明朗，大家都是朋友，开诚布公，用不着鬼鬼祟祟。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二十九年春天。

皖南事变在抗战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这时，政府封闭了除开重庆以外所有各地的新华报馆和生活书店，公开大批逮捕所谓“奸党份子”以及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士。看一本大众哲学之类的书籍就可能受到盘查，学校里稍稍前进的活动都被认为“危险”而遭受监视。于是从这时起，联大沉默了，壁报没有了，讨论会没有了，一切团体活动都没有了。同学们见面不敢说一句真话，大家敷敷衍衍，彼此都存着戒心。学校像死一般的沉寂。

在沉默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的活力曾一时转到书本里面，图书馆抢书抢座位的风气盛行一时。排队预约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长。然而情绪上的沉郁，和已经压在同学们肩头上的生活负担，不是死读书所能解决的。而当时，能认清当前大局不甘心沉沦于现实环境的同学，大部均已离去。留在学校里的一小部份自然无能为力。大家似乎还摸不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大东西把自己死死的压住，想来想去，基本问题总得不到解答。于是生活力找不到正当的出路：赌博、不正当的恋爱当然跟踪而来。生活上的负担，不能不寻求投机危险以牟利的途径来解决，跑仰光当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也有人看出这现象确是问题，首先，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先生指出这种现象不应当存在，应该改正，然而不知道是他不能指出，抑或是不敢指出发生这现象的原因，他只贡献了一个解决方案：钻到书本里去。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当然就不能解决问题。黄先生的建议，在同学们就只好“不予受理”了。社会上似乎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小论战，记得那时王芸生先生就有一篇颇为有名的“为青年人忧，为国家惧”。文中还叙述了青年们“一肚皮公仇私仇，满腔儿国忧家忧”。他何尝没有看出问题，然而他不敢正面地提出，仅仅是一方面让青年们“反求诸己”，一方面轻轻带出：这是国民党争取领导空前的好时机。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诸公对于王先生的话竟充耳不闻。要青年们“求诸己”当然还是求不出底细来。

同学们也未始不注意这问题。有心人知道环境局势的恶劣，只敢在现实的边缘下一点尝试的功夫。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学校里就有过交友与恋爱，婚姻问题，青年的苦闷等等座谈会。大家已经接触到现实问题，讨论到政治经济对于生活的影响，然而不敢走得更深，问题只有让它搁置在那里。

问题没有解决，心上的疙瘩没有去掉。同学们的生活自然不会明朗，依然是踌躇，游移，徬徨和窒息。钻在书堆里还能支持那股劲的越来越少，整天在茶馆里闲聊玩桥牌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级”；更可怕的是文林街，文化巷一带竟有联大同学聚赌：“雀戏”还嫌不大刺激，Show hand倒更新颖而刺激——这是党老爷们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