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此时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在此之前不久，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刚刚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接触。从张学良提出的条件中，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对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不过，既然此次董、张所带来的国民党人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没有马上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在接获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的当天，董健吾就与高福源一起立即离开了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并有信托董健吾带给这时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宋庆龄，一面对其慰问红军表示感谢，一面寄去“抗日基金筹集条件一份，收据一组”，请宋庆龄为红军在财政上“大力筹划”，希望“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举国一致，起而救亡。

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前往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重新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覃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日，张子华动身赶往洛川，休息一夜后即转赴西安，然后再乘火车转往南京。林伯渠再复覃振信为近十年来国共两党上层首次直接通信，并且内中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南京政府政策转变将信将疑的态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曩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级、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唯吾人更有?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兄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伯渠致覃振函》，1936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