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宣部虽明令重庆各报务必发表文章社论痛骂新四军，但一些报纸或措辞含混，或私下里向中共表示歉然。国内各小党派更是表示反感。而最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则是来自海外的强烈反响。在华的苏、英、美等国外交人员的倾向性不用说了，光是封锁事变消息一事，就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中间引起极大不满，纷纷向负责国际新闻宣传的董显光提出质问。苏联《真理报》则公开发表消息，声称皖南事变并非偶然，其他中共军队亦将被国民党所解决。美国记者斯诺和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前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也前后在美国报纸发表言论，抨击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会爆发严重内战。英国援华总会这时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甚至事变后不久，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国共冲突严重关切，这时来华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甚至告诉蒋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国援款及其他财政帮助，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事实上难以有任何进展。因此，驻美大使胡适报告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事实上，事变后的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一个半月左右，仅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就在数十通以上，其间充满惋惜激愤之词。

皖南事变掀起的“余波”之大，显然出乎蒋的预想。蒋不得不一面授权宣传部对国际间众多“不直政府之处置者”进行反宣传，一面设法息事宁人。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蒋既然从未设想过与中共全面开战，在皖南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之后，他自然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因此，蒋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18日，即《中央日报》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令的当天，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这一针锋相对的勇敢举动，对国民党中一些人刺激颇大，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查封该报，宪兵队并抓去《新华日报》营业主任。可是，就在周跑去向张冲抗议之后，蒋介石反而做起了和事佬，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结果，不仅人第二天即被放出，《新华日报》也照出不误。至27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

如何判断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目的，是左右中共对策的关键。毛泽东最初反应之所以激烈异常，首先也是因为他确信蒋介石是在做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准备。本来，在事变刚刚发生之际，毛虽力主以消灭韩、沈两部相应对，但仍将作战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对此表示意见，苏联方面也表示怀疑后，毛已决定在军事方面继续保持守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