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过显然另外有人发现了他。”她合上雨伞，甩甩伞上的雨水，看了我一眼，然后说道，“坦白地说，我认为有人杀了他。”

尽管我也认为谋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还是对她说：“先不要过早下结论。”

我们两人穿过内门，走到走廊，这里的空气很暖和，有淡淡的乳胶漆的味道。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帮我调查这件事。”

“嘿，听着，这是警察的事。我没有权力去调查。你为什么不先等等，看看警方的调查结果再说。”

她停下看看我，又迈开脚步，边走边说：“对于他发生的事，他们会只字不提。这又关他们什么事，他只是个醉鬼而已。”

“哦，别这样。警察的确不会关心醉鬼的事，但如果这涉及谋杀，他们可不会坐视不理，而且他们也会有很全面的调查结果。”

我们来到解剖室，敲敲门，一位年轻的太平间服务人员走了出来，他穿着外科手术服，胸牌上标有“霍尔·英格拉哈姆”的姓名。他身材瘦削，肤色像是经过抛光后的山核桃木的颜色。他的头发很短，这使他看上去有些像一尊雕塑，但他修长的脸型却非常完美。

我向他介绍：“这位是芭芭拉·达盖特。”

他朝芭芭拉的方向看了看，但没有和她对视，然后说：“你们可以在前面一个房间里等候。”接着他沿着走廊向前走去，我们紧随其后，到第三个门时，他停住脚步，打开一间观察室的门，很有礼貌地领着我们走进房间。

“请稍等片刻。”

他走出房间，我和芭芭拉坐了下来。房间很小，可能长宽都只有九英尺，有四把椅子腿固定在地上的蓝色椅子，一张堆放着旧杂志的桌子，在房间一角的上方有一个电视屏幕。我看见她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这个屏幕。

“闭路电视，”我告诉她，“过会儿可以从那里看到你父亲。”

她随手拿起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了起来，边翻边对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他雇用你的真正目的。”这时，一版女用裤袜的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她认真地研究起那上面的图片，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回答。

事到如今，我也想不出不告诉她事实的理由，但我也注意到我似乎在有意克制自己，不能说出太多，多年以来，我已养成了说话有所保留的习惯，因为一旦话说出口，就无法收回，所以最好在说话时保持谨慎：“他让我帮他找一个名叫托尼·加恩的小孩。”

这时，她转向我，我看到了她惊讶而明亮的眼神，那一刻我想到的却是，究竟她的哪一只眼睛更好看？绿色的眼睛更加幽深，而蓝色的眼睛更加清澈有神。但这两只眼睛在一起却显得那样的矛盾，像街头的信号灯在同时闪烁着“行人通行”和“行人止步”的信号。

“你认识这个小孩？”我问道。

“他的父母和妹妹在那场车祸中丧生，同时丧生的还有车上的另外两个人。我不明白父亲找他有什么目的。”

“你父亲告诉我，他在躲避警察追捕的时候，托尼·加恩帮过他。他想谢谢托尼·加恩。”

她的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一派胡言！”

“我也这样认为。”

她本来还想向我了解更多信息，但这时电视屏幕出现了雪花点，屏幕中出现了约翰·达盖特的特写镜头。他躺在一张带有轮子的金属床上，一张床单拉到了他的颈部。他的脸上是死神来过留下的空洞麻木的表情，仿佛人的脸只是一张白纸，所有的情感和经历都已被死神从这张纸上抹去了。此时的达盖特看上去更像二十岁而不是五十五岁，他的下巴上有一小茬胡子，头发凌乱，脸露在床单外。

芭芭拉盯着她，双唇微张，脸色变红。她的眼中出现了眼泪，但只是在下眼睑中徘徊。我转过头，不忍心这样无动于衷地看着她。霍尔的声音从内部通信系统中传来：“如果看完了，请告诉我一声。”

芭芭拉猛地转过身去。

于是我说：“可以了。”电视屏幕的画面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霍尔出现在我们面前，拿着一只马尼拉大信封和一个书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