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米沙·鲍里索维奇·温伯格，三十岁，是个奇胖无比的男人，我长着一双小而深的蓝眼睛，一个漂亮的犹太种鹰钩鼻子——它能让你联想起最出名的鹦鹉品种，我的嘴唇特别细嫩，细嫩得让你想用赤裸的手背去抹它们。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直都住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这既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我的意愿。什么沙皇之城，北方的威尼斯，俄罗斯的文化之都……，见鬼去吧。截止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圣列宁斯堡已经沦落成一副变幻莫测的第三世界城市模样了，我们的那些新古典式建筑都陷入了粪便横流的运河里，用波纹铁皮和胶合板搭建起来的奇形怪状的农舍占据了宽阔的马路，墙面上充斥着资本主义的图像（香烟广告上是一个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用戴着棒球手套的手接住一个汉堡包的形象），更糟的是，我们聪明而忧郁的公民忽然基因突变，成了一个在着装上刻意效仿西方的新民族，年轻姑娘们身着紧身的莱卡，她们被托垫起来的小胸脯就跟纽约和上海的情景毫无二致，而男人们呢，则听任冒牌的黑色卡尔文·克莱恩牛仔裤松松垮垮地裹在他们瘪进去的屁股上。

如果你是个像我一样无可救药的胖子——我最后一次称重是325磅－－而且是俄罗斯排行第1238位富豪的儿子，那么好消息就是，整个圣列宁斯堡的人都会迫不及待地迎出来为你效劳：你要过桥时吊桥会自动放下来让你通过；华丽的宫殿沿着运河一字排开，外墙上的雕饰挺胸腆肚地伸到你的面前。你可以搞到这片矿物丰富的土地上最稀有的宝贝。你倍受尊崇。

在2001年6月15日那个灾难临头的晚上，我正在克莱斯托夫斯基岛——那是位于涅瓦河三角洲中的一个草木葱茏的小岛——上的一家叫做“俄罗斯渔夫之家”的餐厅里充分享受着来自朋友处的这种尊崇。克莱斯托夫斯基岛是我们有钱人假想中的后苏联之瑞士，我们在围绕着别墅和联体别墅修建（并有专人修剪）的自行车道上漫步，往肺里吸入一团团疑似从阿尔卑斯山进口来的空气。

渔夫之家有一个噱头：先让你从一个人工湖里钓上自己要吃的鱼，然后按每公斤50美元左右的价格算账，厨房的师傅会在炭火上替你把鱼熏熟或烤熟。就在那个被警察事后称为“事发当晚”的傍晚，我们正站在“产卵的鲑鱼”浮桥边，一边冲着我们的仆人吆喝，一边整扎整扎地灌着加利福尼亚绿色雷司令 。我们的诺基亚手机铃声不断——带着一种当白夜窒息了黑夜时所特有的社交紧迫性。当北边太阳折射出的粉色晚霞让我们这座被糟践了的城市里的居民夜不能寐时，最好的消遣方法就是跟朋友一起喝酒一直喝到清晨。

我告诉你吧，在俄罗斯，你如果没有好朋友的话，那还不如淹死。听惯了父母几十年一贯的陈腔滥调（“我们会为你去死！”他们唱着），从亲密无间的俄罗斯家庭里劫后逃生（“别撇下我们！”他们恳求），经历了老师和工厂领导强加给我们的粗鲁的公有化教育（“我们要把你割了包皮的‘块’钉到墙上去！”他们威胁），两个失意的朋友所能做的，也只有找个不入流的室外啤酒摊举杯祝酒了。

“祝你健康，米沙·鲍里索维奇。”

“祝你成功，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为了陆军、空军，以及整个苏军……干杯！”

我这人为人羞涩，注重隐私，喜欢独自忧伤，所以我的朋友不多。我在俄罗斯最好的朋友是个前美国人，我喜欢管他叫阿廖沙-鲍伯。他的原名叫罗伯特·李普西兹，生在纽约州的北部，这只小秃鹰（他在二十五岁时头顶上就没有一根毛了）八年前飞到圣列宁斯堡来，在酒精和惰性的作用下转型成了一个成功的俄罗斯商人，还取了个新名字叫阿廖沙，他是“走近好莱坞”——一个特别赚钱的DVD碟片进出口公司——的老板，还是斯维特拉娜——彼得堡一个年轻的当红名媛——的情郎。除了秃顶外，阿廖沙-鲍伯还长着一张倭瓜似的脸——脸上蓄着红色的山羊胡子、湿润的蓝眼睛——你会误以为他总是热泪盈眶、以及肥厚的比目鱼一样的嘴唇——它们时时刻刻都在接受着伏特加的浸润。有一次在地铁里，一个光头党骂他是个“其貌不扬的犹太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对此都有同感。反正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时我俩都在美国中西部的随机学院上大学——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和阿廖沙-鲍伯有个共同的有趣的爱好，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尽情地抒发这个爱好。我俩都自认为是“爱好说唱的君子”。我们演唱的曲目包括从老牌说唱歌手“冰块”、“冰茶”和“公众之敌”的珍品到魅惑的当代节奏“贫民窟技术”——那是迈阿密低音、芝加哥贫民窟曲调以及底特律电音的杂交品种。现代读者可能熟悉DJ“攻击”的作品《丰乳肥臀》，那首曲子可能算的上是“贫民窟技术”这个类别的胚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