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围的世界是金色的，夕阳照耀在一排婆娑的赤杨树上，金翅雀们——就是童谣里唱到的身上带着条纹的黄色小家伙——在赤杨树间叽叽喳喳地喧闹着。我的思绪在田园牧歌中沉溺了片刻，又转向了挚爱的老爸，老爸生在乡下，乡间生活对他来讲是一剂良药，因为只有在那里——在牛棚里半睡半醒，赤身裸体，邋邋遢遢，但仍然意识清醒——他那浮肿的亚拉姆脸上才会显出一种柔和的颤动——那是一种可以被理解为快乐的表情。改天我一定要带他到这儿来，到俄罗斯渔夫之家来。我会给他买几瓶冰镇的他最爱喝的旗手牌伏特加，带他到最远的浮桥那儿，搂着他那撒满头皮的肩膀，把他那像狐猴一样的小脑袋按在我的侧臀上，我要让他明白，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但老天还是让我俩永不分离。

当我从食物的迷醉状态中回过神来时，我发现“产卵的鲑鱼”浮桥旁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一群身着蓝色西服上装的年轻伙伴在一个打着领结的小丑的带领下翩然而至，那小丑扮演的是“逗乐人”的角色，他把同事们分成几组，把鱼杆塞进他们软弱无力的手里，然后领着众人齐声呼喊“钓－－鱼！钓－－鱼！钓－－鱼！”。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这难道就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出现的第一征兆？难道这群傻瓜都是给一家德国银行做事的？也许他们还有美国的MBA学位。

此时，大家的眼光都落在了一个风姿绰约的年长女人的身上，她穿着一袭曳地的白色晚礼服，戴着御木本 的黑珍珠，她把她的钓鱼线甩进了人工湖里。她属于那种优雅得神秘莫测的女人，仿佛直接从1913年走来，好像那些来自狗屁苏联时代的红领巾和农民衫压根就没有碰过她那曼妙的肩头似的。

我倒不是对这种人着迷，我得申明。人怎么可能生活在历史之外？谁能靠着美貌和出身而刀枪不入？我这会儿唯一的慰藉就是，不管是这迷人的娘儿们还是那帮现在正齐声叫喊 “鲑——鱼！鲑——鱼！”的德国银行的年轻雇员们，今天都钓不着好吃的鱼了。我和挚爱的老爸跟渔夫之家的经理有个协议：只要是温伯格家的人来钓鱼，老板的侄子就戴上水肺游到浮桥下，把最好的鱼挂到我们的鱼钩上。所以那戴着黑珍珠的女皇劳神费力所得到的不过是一条没滋味而有毛病的鲑鱼罢了。

你不能全然无视历史啊。

在事发当晚，我和阿廖沙-鲍伯以及三位漂亮的女士在一起，她们是：罗艾娜——我毕生的真爱，从纽约的布朗克斯区过来访问两个星期；斯维特拉娜，阿廖沙-鲍伯的黑眼睛的鞑靼美人，她是当地一家连锁香水店的公关助理；以及挚爱老爸的二十一岁的外省妻子——柳芭。

我必须声明，我对把这几个女人凑到一起心里一直在打鼓（况且，我对女人有种普遍的恐惧心理）。斯维特拉娜和罗艾娜都具有攻击性人格。柳芭和罗艾娜都曾属于下等阶层，缺乏教养。作为俄罗斯人，斯维特拉娜和柳芭都有轻微的抑郁症症状——这源自儿童期早期所受的心理创伤（参见：巴巴达波利斯和斯皮罗的论文《这是我的馅饼！——后苏联家庭中的隔代冲突》，摘自《后拉克尼亚精神病学年报》，博尔德/巴黎出版，第23卷第8集，1997）。我心里一方面预期这三个女人间会产生摩擦，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是“走火”。另一方面，我又实在想看看那个自以为是的臭娘儿们斯维特拉娜被人修理。

就在我和阿廖沙-鲍伯说唱的时候，在渔夫的一个更衣室里，柳芭的女仆正用口红和润发油把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等她们来到浮桥上加入我们的阵营时，个个身上都散发着假柠檬味（和一点真汗味），她们俊俏的嘴唇在夏日的暮色中显得娇艳欲滴，她们轻柔的声音在热烈地谈论着斯多克曼——那是一家地处圣列宁斯堡交通要道涅瓦大街上的赫赫有名的芬兰百货商场。她们讨论的是那家商场的一个夏季促销活动——20美元可以买到两条手工拍打松软的芬兰制造的毛巾——两条毛巾的出挑之处在于它们的极其非俄罗斯、令人震惊的西方颜色：橙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