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流利地控诉了上述若干人等之后，心里稍稍好过了一些。我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让人郁闷无聊透顶的荒唐的世界了，还有什么不能说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也许只有这一点能让我稍稍感觉痛快。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这个我的老师可以为我作证。虽然他一向都认为我是个调皮的差生，经常罚我把某句毫无道理的话写上一百遍。想想吧，这对一个处在生长发育期间的小女孩儿来说，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但是，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正直和可爱的，所以，到了今时今日，我仍然记得我的恩师，并给也打算跟他到个别。

嗨，罗特先生：

我不晓得您是否还记得我这个人，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提供几个要点以帮助您回忆：歌莉·塔勒，一九九八年通过高中毕业考试，重点学科是德语。虽然非常不幸地在七年级时您就成了我的老师——历史和德语老师，但我认为您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您一直称呼我为小女孩、冒失的小女孩、自以为是的小女孩、令人失望的小女孩等。我们也给您起了不少名字，而其中叫得最少的几个可能正是您爱听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德语都应该得到一分的成绩，但您向来只给我个二分，因为您不认同我对歌德、席勒和博尔歇特的评论。现在，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竟惊诧地发现有很多东西都是拜您所赐。在七年级时您曾罚我写了一百遍“一个德国女孩不能违抗命令”，当然还有那个经典名句“把已经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无异于偷窃”。我被罚写是因为布里特·艾姆克借了我的圆珠笔，直到我把拉丁课本扔到她头上，她才肯把它还给我。可惜您就在那一瞬间走进教室并当即站到了布里特一边。到底为什么？因为她有一张德国的马才有的脸吗？因为她在受到训斥时只会哭泣，而我总是愤怒地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吗？

就好像我把这支笔送给她了似的！那可是老姨妈胡尔达送我的礼物，是唯一一支我喜欢的笔，因为它不是一件粗糙的制品：在笔的里面有一列火车来来回回地开动。我至今还保存着它。您不知道我是如何把它追讨回来的，否则我又要写一百遍“一个德国女孩不允许用修正液戳别人”了。

谨致以最崇高之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