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坐在走廊上的一把破旧的绿色摇椅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举得很远的一张报纸上点来点去，雷利知道他姑姑在分析证券市场的形势。雷利自己总是太胆怯而不敢接受她的意见买什么股票。他从小就和维多利亚姑姑关系很亲近，这基于他们都看不惯海斯家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每天一起聊天，姑姑跟他谈她在世界各地的见闻，比如谈到孟买一个殖民家俱乐部，谈到精神病人庇护所，谈到罗马狂欢节上的清教徒。他们之间的谈话更加让雷利相信他和家里其他人不是一类人，他们的生活本不该是眼前的样子。雷利认为维多利亚是他们家族唯一有抱负的人。五十年前她把自己一生需要实现的目标数目缩小为两个：第一个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塞莫皮莱人去更多的地方，她这么做不是为了从旅行中得到启示或是乐趣，更不是财富，而是去亲身感受每一片土地。在她的大衣箱中有一个记载着她游览过的所有地址的清单，上面写着的数目正在继续增加。“那些地方，”她曾对雷利说，“和塞莫皮莱完全不同，因为在塞莫皮莱，你看到的不过是海斯家一大群人在街上玩垒球，另一大群人坐在街道旁边为他们加油，除此之外别无新鲜事。”

维多利亚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拥有一个巨大的青铜牌匾，牌匾是由国际慈善救助会颁发给可以为他们创下一百万美元业绩的代表的。一年又一年，通过和各个宗教场所合作，她已经卖出了很多便携式祭坛套装产品，她的业绩已经达到了九十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二美元。她对死亡的唯一恐惧，就是很快便有一个代表比她更先创下销售纪录，抢走本该属于她的纪念匾，使她的生命变得没有价值。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有六年的时间，每年都会因为排在最佳销售员的前几名得到一个小些的纪念匾。很久以前，雷利记得姑姑曾经拉着他的小手让他摸匾上面刻着的“维多利亚?安娜?海斯”几个字，说：“我真的希望这是唯一刻有‘海斯’二字的东西。”当时她刚刚乘坐飞机赶回家中参加雷利爷爷的葬礼，却只发现他已经被下葬，埋在她所说的“直布罗陀岩石”之下。“记住，雷利，”她说，把雷利的小手按在匾上凹凸不平的地方，“我做的是世上最微不足道的工作，没有什么家庭经济背景好的人愿意干的工作，而我从这个家里走了出去，把那一件件事情当作神的命令。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一个这样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之上。你真的认为这个房子里会有一个家伙真正明白我的意思吗？即使塞莫皮莱的天塌下来了，他们也不会离开。”

雷利真的理解维多利亚并且很钦佩、羡慕她的勇气，她不可动摇的耐力，她的毅力和自尊心，不过他也确实有些怕她。“维多利亚姑姑，”他现在站在人行道上叫她，“你知道我爸爸在哪里吗？他到底去了哪儿？”

“你是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吧。”她回答说，抿抿嘴角。然后等着雷利爬上木质的宽敞门廊，坐在她旁边的摇椅上，她才接着说，“你不打算喝点儿咖啡吗？”

“但是实际上我想要点儿阿司匹林药片，昨天我就头痛，现在我的太阳穴也一阵阵地疼。”“不要动不动就吃药，”维多利亚回答，“五十年间，我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尽管我被告知一个女人不可以这样胆大妄为——但是我很少碰阿司匹林。就算那次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些当地人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之后，他们乞讨不成就会下手抢，我也没有靠吃药解决头痛。”她更加用力快速地摇动她的摇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