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利·约沙法（LovlyJosaphat）住在海地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的最大贫民窟，他说：“在太阳城（CitéSoleil）贫民窟，我们得忍受一切。”

下雨时，我居住的城区处于洪水之中，水灌到家里。地上经常有水，墨绿色的难闻的水，它们无处排放。蚊子叮咬我们。我四岁的孩子得过支气管炎和疟疾，现在又得了伤寒。……医生说给他喝开水，不要给他吃油腻的食物，不要让他沾水。但到处都是水；一到屋外就不可能不沾水。医生说如果照顾不周，我会失去他。

到处都是墨绿色的臭水。据公共健康专家艾琳·斯蒂尔瓦根所言，“每天，全世界与饮水供应、废物排放和垃圾相关的疾病杀死3万人，并构成折磨人类疾病的75%。”实际上，源于糟糕的公共卫生和饮用水污染的消化道疾病－－包括痢疾、肠炎、结肠炎、伤寒和副伤寒热病－－高发人群为婴儿和幼童，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致死因素。露天下水道和受污染的水还伴随着鞭虫、蛔虫和钩虫等肠道寄生虫的蔓延，影响了上千万贫困城市的儿童。霍乱－－维多利亚市的灾难－－也继续在被排泄物污染的城市，特别是安塔那那利佛、马普托、卢萨卡等非洲城市的供应水中繁殖。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sEmergenceFund，简称UNICEF）估计，城市80%的死亡率源自糟糕公共卫生所导致的可预防疾病（艾滋病除外）。痢疾与艾滋病的联合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饮用水和食物普遍受到污水和废品污染，这使得贫民窟居民拼命采取的任何保护性卫生措施都毫无用处。在内罗毕的大型贫民窟克比拉，联合国人居署的罗斯娜·瓦拉锡研究了一个蔬菜小贩穆贝瑞塔·卡特拉（MberitaKatela）的日常生活，她每天早晨步行1/4英里路去买水。她使用就在她门外的一个公共厕所。这一厕所是和她的100个邻居共享的，她的屋子里弥漫着下水道的恶臭。她经常为她煮饭和洗菜用水发愁－－近年来克比拉的痢疾和其他与排泄物污染相关的疾病发生率高得吓人。同样地，在加尔各答，母亲们对她们被迫使用的公共厕所糟糕透顶的服务毫无办法。这些直接位于粪便坑之上的、砖砌的窄小厕所蹬位几乎从来没有定期清扫过，因此使得“贫民窟厕所周围的人直接在人们洗澡、洗衣和洗碗的水塘和水槽中排便”。

贫民们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束手无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墨西哥市的居民们每天闻着粪臭生活：堵塞了德斯科科湖（LakeTexcoco）的粪便垃圾在闷热、干旱的季节引起了伤寒和肝炎。成千上万内城区居民被军事政权残酷地强迁到仰光附近的“新领地”。莫里卡·斯基德莫尔描绘了生活在这个烂泥地狱中的家庭与第一世界公共卫生的天渊之别：他们直接在他们睡觉的塑料棚前面的烂泥中煮饭和排便。这也难怪“新领地”霍乱、痢疾、骨痛热和疟疾肆虐。在巴格达的大型贫民窟萨德尔城，肝炎、伤寒传染病盛行，完全无法控制。美国轰炸严重破坏了本已超负荷的饮用水供应和下水道设施，其结果是原来的下水道渗进家庭水供应。美国入侵之后两年，这一系统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肉眼就能辨别出自来水中的粪便纤维丝。在115°F高温的夏天，并没有提供其他贫民负担得起的饮水供应。

与此同时，这些年来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变化不断。1980年是“联合国国际饮用水和卫生”十周年（UN\'sDecadeofInternationalDrinkingWaterandSanitation）。但正如世界银行研究者石安庆（AnqingShi）强调的那样，“到1980年代末，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到2025年，预计仍将有大约5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防治的）疾病……大多数由传染性疾病导致，其中痢疾将继续起主导作用。”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补充说：“在任何时候，南部城市近半数的人口都在遭受一种或多种－－与饮水供应和卫生设施不足相关联的－－疾病的折磨。”尽管洁净的水是世界上最廉价和最重要的药，但公共水供应－－正如免费厕所一样－－经常与有权势的私人利益相冲突。

在贫困城市，水销售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工业。内罗毕，和往常一样，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例子，那儿有政治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们在贫民窟以昂贵的价格转售市政供水。而原本的市政供水使得贫民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负担得起一个家用水龙头。正如市长乔·阿克齐（MayorJoeAketch）近来所抱怨的那样，“研究表明，克比拉贫民窟的人们为每公升水支付的费用是普通美国居民的五倍以上。这是一种耻辱：内罗毕的富人利用为贫民提供的服务设施来赚钱，以实现他们的特权。”两位当地研究者写道，无力或不愿以天价向商贩们买水，一些内罗毕居民求助于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包括“使用下水道里的水，不洗澡不洗衣，用井水和雨水，从?管子里舀水等等”。

罗安达的状况更糟：那儿最穷的住户被迫花费15%的收入来购买私人公司从附近遭受下水道污染的本戈河（BengoRiver）中接过来的管道水。地理学家安吉林·姆瓦坎（AngelineMwacan）和人类学家西奥多·特雷冯（TheodoreTrefon）指出：“位于世界第二大河沿岸的金沙萨，水也同撒哈拉沙漠（Sahara）一样稀缺。尽管管道水相对廉价一些，但水龙头经常是干的，于是贫民必须走几公里路去从被污染的河中取水。炭也贵得不能浪费来烧水，其结果是30%的病是与水相关的疾病如霍乱、伤寒和志贺氏菌痢疾等等。与此同时，在达累斯萨拉姆贫民窟，市政当局迫于世界银行的压力把日用水供应权转给私营的英资公司汇津集团（Biwater）－－据救援机构报道，其结果是水价的上涨和服务的下降；贫民不得不求助于不安全的水源。据《卫报》报道，塔巴塔贫民窟（Tabata）的私人水井，一桶20公升的水卖到8分钱，城里大部分贫民窟的许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50分。穷得买不起水的家庭只好自己打井。”而政府官员们却因他们对私有化的支持而赢得了华盛顿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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