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游”是一个随意取的预言性的题目。1630年10月，该书正在印制中，开普勒开始进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短途旅行。从萨根出发到南部的林茨，他走了450公里——中途肯定会在布拉格停留，他徒劳地去催要林茨拖欠他的工资款。从林茨启程，他旅行了差不多同样的距离到北部的莱比锡参加该市举办的秋季图书博览会，想卖掉他的东西。他带了将近150本自己的书，包括6册《鲁道夫星表》，尽管泰纳格试图接管此书的编辑工作，但还是在1624年由开普勒最终完成了它。正像后世的科学研究者所证明的那样，它的精确与完整令人惊叹，开普勒把这归功于第谷 · 布拉厄，是他先做到精确和完整的。博览会结束时，开普勒又赶了300公里路到南部的雷根斯堡，在此召开的国会正在讨论腓特烈皇帝的儿子另一个费迪南的继位问题，这位费迪南曾阴谋免除了开普勒的赞助人沃雷斯登的皇家军队的指挥权。开普勒希望皇帝能开恩，把拖欠的皇家数学教师的工资付给他，当时，他仍然担任这一职务，尽管它已不值一提。11月2日，他骑着一匹瘦弱的小马，到达雷根斯堡，住在老朋友席莱伯朗兰 · 比利的家中。还有一个多月，他就该过60岁生日了，他已经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这个可爱、古怪而奇特的天才人物这样写自己，从中可以读出一丝幽默和自嘲：     我曾观测天外之天，

如今要测度大地的暗中之暗；

我的思想游荡在上，

我的身体栖息在此。①

我在心里把这座城市拟人化了。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仲夏，布拉格在热雾的弥漫中喘个不停，似乎经历了几十年可怕的日子后存活下来，正处在疲惫的恢复期。天鹅绒革命后，我初访布拉格——这种新闻记者的表达方式，我还从未听到哪位布拉格人用过，它可能会惹起不满——我不得不四处寻找那些已然改变了的标记。我住在孔雀大街一所舒适的小宾馆，在玛拉 · 斯拉那区的查理桥附近。夜里，从房间敞开的窗子望出去，越过树梢，一眼就可以看到坐落在小山上接近城堡的沃加公园，灯火通明。我关掉桌头灯，以便让远处的灯光充分发挥亮度。灯火通明是1989年改革的结果吧。有些人会认为这种炫耀是对城市电力资源的无耻浪费，是西方腐朽堕落的典型特征，也许他们是对的。站在窗边，看着灰荧荧的夜幕，我深受震动，远方的大城堡可真像一座城堡啊，阔大坚实的城墙密密麻麻地排满一行行小窗户，它没有望塔，也没有圣维特大教堂那样纤细的塔尖，仿佛女巫的长指甲，直刺云霄，一副歇斯底里的架式。我们无法确知现实的本相，从来如此。现在的总统是哈维尔。就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样，他突然被满面含笑的卡拉姆迎进城堡，并被告知，由于某种确定的原因，他将不再做一个地位卑微的调查员，而要做某地区的领导人了。作为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崇拜者，我试图描绘出这样一幅戏剧场景，哈维尔穿着一套整洁的蓝色套装，坐在鲁道夫宫殿的桌子边，看着面前的一堆文件。他对自己升至权力高位这件事充满强烈的荒诞感。在发表就职演讲之后，在耶路撒冷的一次简短的发言中，他近乎炫耀地直言自己的不适——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的人。

如果在就任总统期间，我被传唤并率先站在审判台上、站在那些面目模糊的审判员面前，或者直接被带到某个采石场去砸石头，我一点儿都不感觉惊讶；如果我突然听到起床号，从监狱的牢房中醒来，然后昏头昏脑地告诉狱友自己在过去6个月里发生的一切，我也不会感觉惊讶。我是如此无能，应有更合适的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又是如此清醒，我强烈地怀疑，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如果他真是这么理解的，无疑，那些面目模糊无名无姓的当局也会以一种刻薄机警的方式派出两个精疲力竭的演员去实施逮捕，甚至也可能穿着长袍、戴着不可折叠的高帽子。

午夜时分，通明的灯火一下子全熄了，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声响，我感觉十分突然。眼前的黑暗异常浓重，灯火熄灭的一瞬间总应该伴随着阵阵钟鸣或者隆隆雷声吧，或者，哪怕是一只巨型灯泡发出的夸张的嘶嘶声呢。我在黑暗中怅然地摸回床，感觉好像头上蒙了一块床单。当眼睛习惯了黑暗的时候，我发现城堡有一扇窗子，只有一扇窗子，仍然亮着灯。那儿一定有人还在工作。我从方才对哈维尔的联想继续下去，想起贝克特写的一段话：“人类微小的亮光……”我深感安慰，便闭上了眼睛。我们的一部分本性常常像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