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她拿定了主意。她已经等得太久，是时候看她妈妈关于那次谋杀的叙述了。但是，虽然这一时刻到来了，她却发现自己不愿意从抽屉里拿出手稿。她几乎希望她妈妈没有给她那封信，这样她就不必经历这个做出决定的时刻。她希望读，但又不敢读。虽然没有什么会阻止她毁掉这份手稿，但那是不可能的。它就在这里；她必须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她问自己，是什么在阻止她。她第一次去梅尔库姆格农场时，她的妈妈就告诉了她那些赤裸裸的事实。那个大信封里等着她去看的东西并不能改变任何事实，也没有什么能减轻那些事实，或者为它们找到借口。

那天晚上很暖和，她僵硬地躺在单层毛毯中，盯着敞开的窗户外淡淡的烟雾。她妈妈的窗户也一定敞开着。她能听到里森格罗弗沿线车辆微弱的隆隆声，还有盲乞丐酒馆外面偶尔传来的寻欢作乐的人们的吼叫声和大笑声。透过她自己的窗户，飘来温暖夏日的花朵和泥土

的味道，好像窗外有乡下花园里的各种气味。

她妈妈的房间里没有声响，但她还是一直等到酒馆里的声音完全消失，整条街道最后安静下来，才打开床边的灯。她认为，应该在确信妈妈睡着了后，才能打开信封，这很重要。然后，她又打开落地灯，慢慢从抽屉里拿出那个信封。里面的纸很厚重，上面是她妈妈紧凑、端正但艰难的字迹。纸上原来有红色的条纹。她妈妈是隔行写的。那端正的字迹，正式而干净的纸张，还有红色的空格，让手稿看起来像宣誓书或试卷。手稿是用第三人称写的：

她在霍洛韦待了五年后，一个新的囚犯－－一个曾干过卖淫敲诈行当的女人－－在图书馆的书架旁，站在她身边，斜着眼睛恶意地看着她，低声说：

"你是达克顿家的人，对吧？我在公共图书馆的一本书里看到过关于你的事情，那本书叫《五十年来的谋杀：1920-1970》。那是某种关于谋杀的百科全书，上面有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你的名字在儿童杀手部分的D字母下面。"

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她不再是一个人了。她是达克顿中的一个，按照分类，她是一名罪犯，被不容置疑地与邪恶联系起来。但是，她很惊讶，编撰者竟然会认为值得将他们这些人写进书中。那时候，他们还算不上臭名昭著，只是很普通的两个有过失误的人，在一次审讯中进行了很糟糕的战斗。而那次审讯也并没有吸引很多人，根本不能和明星自杀或国家政府部长的不检点性行为相提并论。作者一定好不容易才将关于儿童杀手的章节写得足够长。她都能猜出关于自己的那部分是怎么写的。她自己也曾浏览过这样一本关于死亡的百科全书。

"马丁o达克顿和玛丽o达克顿，于一九六九年五月被指控谋

杀了十二岁的朱莉o梅维丝o斯凯思，他们的双亲都是受人尊敬的上层劳动者。马丁在谋杀案发生时是一名职员，而他的妻子是一家医院的药品记录员。她利用业余时间获得了开放大学的文凭，自认为具备了某些文化权利。通常，人们认为她在那个孩子的死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她还有其他的权利，对幸福，对成功，对另一种不同生活的奢望。而且，她确实起了主导作用。她总是起主导作用，甚至在他们的共同毁灭中也是如此。

那次会面后，她决定写出此次犯罪的真相。只是事实和她的感情一样飘忽不定，和记忆一样不可信赖。它就像一只蝴蝶。你可以抓住它，杀死它，将它完整地压在板子下，细微的色彩差异都一览无余。但是，它不再是一只蝴蝶了。她想这种比喻有点做作，但是那时的她是有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