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她顺利完成了上午的开庭工作，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一点钟休庭，然后通常是三个执法官一起在克劳福德街的一家小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这天上午，她的执法官同伴是空军上校卡特和贝林小姐。空军上校灰发，动作僵硬拘谨，他用一种很老式的礼貌对待她，让她有时候误认为是亲切。贝林小姐为人直率，大大的角质架眼镜后面的眼光很锐利，是外伦敦一家综合学校的高级英语教师。她让希尔达感觉她像一个并不很聪明的四年级学生，但是由于这与她私下对自己的评价相符，因此也并不抵触。他们俩都不是非常让人害怕，而且，如果她不是一直在担心空军上校会问起菲莉帕在做什么，她几乎是在享受卤汁面条和博若莱葡萄酒。他总是会礼貌地问起她的家庭成员。

可下午第一个案子的审讯才开始大约二十分钟，她就感到心跳得越来越快，然后，红色的潮水立刻席卷过她的脖子和脸。她的手帕一直放在腿上，现在，她将它拿起来，捂住嘴和鼻子，假装要制止一次令人讨厌的咳嗽。在上午审案时以及午餐休息时，她不安的手已经将手帕绞成了一块潮湿的布片。现在它充满了汗、肉酱和酒的味道。她干咳起来，但是假装的咳嗽连她自己听起来都不自然。那个正在出示证据的社工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法官，然后接着说下去。贝林小姐坐在椅子里，没有看希尔达，而是将玻璃水杯推过去。希尔达伸出颤抖的手，拿起玻璃杯。但是当已经不再新鲜的、微温的水滑过她的舌头，她知道，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了。这只是一次温和的攻击，红色的潮水正在退去。她现在感觉很好了，一直到庭审结束，一直到下一次。

她将手帕藏到大腿间，然后抬起头，发现自己正看着一双害怕的眼睛。开始，她以为那个坐在离法官两英尺远的凳子上的女孩是青少年被告。然后她想起来了，这是一桩监护案，那个女孩是孩子的妈妈。她是个脸色苍白、过分瘦削的十几岁的孩子，一头蓬乱的金色头发，一个长着高而窄的鼻子，上嘴唇很丰满，曲线优美，下嘴唇松弛，几乎没有血色。她基本没有化妆，只在眼睛周围画了模糊的黑线。眼睛本身很突出，大大的，灰色，间隔很宽，它们用一种绝望的乞求神情看着希尔达的眼睛。

第一次，希尔达发现女孩的衣服很不协调。一定有人建议她戴着帽子上法庭。也许，宽边草帽最初是为了婚礼而买的，上面插着一束叶子已经被压皱的草莓，从帽子的边沿垂下来。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浅褐色棉质上衣，上面淡淡地装饰着一些已经被洗去的口号；下身是一条短短的黑裙子，上面别着玫瑰形状的金属别针，拉扯着薄薄的棉布。她光着腿，又小又圆的膝盖上结着痂，如同孩子的膝盖。脚上穿着凉鞋，厚厚的软木鞋底和塑料带子包裹着她的脚踝。她拿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大手提包，样式已经过时了。她绝望似的将它紧紧抱在胸前，好像害怕执法官中会有人从法官席上跳出来，从她手上抢走一样。但是，她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希尔达。这凝视中除了无言的求助外，什么也没有。但希尔达还感觉到了一种更为复杂和个人化的交流，一种痛苦的怜悯。她想靠在椅子上，向女孩伸出手，将她从座位上拉出来，抱住那个僵硬的身体。也许在那种不可能发生的拥抱中，她们两个都会获得安慰。她自己也处于审判之下，严格地说是被认为无法生育，失去生孩子的能力。她的嘴唇因为这种场合不允许的笑而咧开了，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回应。那个女孩－－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孩子－－因为过于吃惊而没有任何反应；即使是面对一个这么羞怯的人，她对她友好的表示也充满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