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我想在来这里之前已经有地位了，因为我曾做过那些事情，因为我曾玩转过那样大笔的金钱——比最大的帮派头领玩转的钱都多。我从未以此为荣或大肆宣扬，但我也从未否认过任何传闻。这些传闻增加了那些经历的可信度，让我在狱中的地位节节飙升。

伊凡：他们一定非常敬畏你。

尼克：很敬畏。报纸编造谣言说我在世界各地的银行账户上秘密存了数百万英镑——我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这样，我拥有了某种地位。王座摆好了，我只需坐上去即可。

伊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这么做以求生存。

尼克：监狱里，生存是第一位的。你必须寻找一切可以被你利用的东西，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有那样的经历，看守们想和我聊天。不仅仅是看守，连官员也在最初的两三个月里每天监管我半小时。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受到监管。我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我也不想要。但是高层的监管给予了我另一种地位。只有当我被诊断患上直肠癌时，我才得到了特殊待遇，而那还是我通过斗争得来的。

伊凡：在特定情况下，得到的满足越多，健康和生存的机会就越多。

尼克：我就是这句话的活生生的例证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被满足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看到自己是怎样在逆境中求生存、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在德国监狱，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天都会从律师那里拿到十来份报纸——那时，我比受审后拥有更多的权利。关于巴林银行的报道连篇累牍，其中大部分子虚乌有。我通常快速翻阅，不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没有和新加坡方面议定刑罚的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将会被关多久——那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有一段时间，我希望能被遣返回到英国。但一切都悬而未决。每天都有问题。问题、问题还是问题。从来都没有个确切的答案。我可以对付确认的事，讨厌模棱两可的东西。我需要一个坚实的出发点，如果没有的话，我根本无从下手。我知道我将要坐牢。我的律师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知道自己将要坐牢的客户。其他人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伊凡：你知道你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尼克：我知道。但是让我发疯的问题是：我会在哪里坐牢？坐多久？报纸猜测我将会蹲84年大狱，但没人真正知道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试着思考那意味着什么。我28岁在德国被捕，坐14年的牢的话，出狱时就42岁了。坐84年牢的话，我就终老在铁窗里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有了自杀的念头。

伊凡：在德国？在你去新加坡之前？

尼克：是的，主要是在德国的时候。一旦我被送到新加坡并且接受宣审，我就知道了我在哪里，就可以应对了，因为我就有了出发点。

伊凡：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人们只有从某些具体实在的东西出发，才能展开思考或行动。

尼克：您在您的书里提到了一些类似的东西，您将政客们的抽象的表达方式定义为“名义法”——他们说一些听起来有意义的事情，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伊凡：是的。他们使用抽象名词——缺乏实质内容，而使人感觉良好或产生信任感的词汇，如：“真理”、“自由”、“渴望”、“爱”、“恐怖主义”、“改变”、“创新”、“原则”、“平等”等等。这类词可以混淆视听，让人感觉言之有物，其实不然。他们让听众觉得他们说了些有意义的话，其实不然。当你听到这样一个缺乏实质内容的词的时候，你不得不根据过去的经验，在脑海中搜索你对这个词的个人理解。不可避免地，这样的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一个人对“渴望”这个词的理解肯定和其他人的理解不同。当“对号入座”以后，我们就将带有感情偏好的个人理解赋予这些词。我们的感情被虚无缥缈的东西煽动了起来。我们以为政客所说的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意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个小把戏。赋予抽象名词具体的个人理解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