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欣慰，第一任妻子莉萨在我被关押于赫斯特监狱的九个月里一直陪伴着我，否则，就没有我的今天。每个星期，她都会带来刚喷过香水的床单，床单的味道和她身上的香味一样。探监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一起哭泣，一起讨论下个星期该怎么过。那时，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以为莉萨也应该没有改变，并不是因为我爱她，而是我需要一件事或一个人能与我做伴。但是，九个月之后，我跌入了情感的混乱旋涡。在飞回新加坡接受宣判，迎接以后几年的铁窗生活时，这种纷乱的心绪一直缠绕着我。尽管在飞机上，莉萨坐在我身边，安慰我勇敢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所有那些她向我灌输的关于我们未来的积极想法，都如过眼烟云。银行的倒闭和我们生活的崩溃对莉萨来说一定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把她牵扯进来。但那时，我所需要的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我前途未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长久以来不诚实的人现在需要诚实和安全，而这他自己也做不到。

我被捕后不久，莉萨的一个老朋友联系了她。几个月后他们开始见面，起初作为朋友，后来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了更加亲密的关系，然而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我在幻想着犯错之后，我还有机会和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莉萨——一起度过难关。睡觉时，我一会做美梦——实现幻想，一会儿做噩梦——幻想破灭。幻想实现的机会已荡然无存，而我却被蒙在鼓里。直到1998年8月，我被铐在樟宜综合医院的病床上，被确诊患上直肠癌时，才知道了这一切。

我们在那时离了婚。但是，我命在旦夕的消息影响她十天后再婚的计划。也许是因为她真的担心我，也许是因为她不想在特别的日子分心，也许另有原因。不管是因为什么，她决定推迟再婚。当然，我从未要求她这么做。

入狱之初，我给莉萨写情书，一写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以前从未写过，但我抱着最后一丝期盼，希望我们能挽回些什么。大多数时候，我在道歉，但有时候我企图套她的话，看看她的真实想法。我经常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起头——像念经一样重复着这句话，这样的文字能占满半页纸。我知道这些文字的言外之意是：我爱自己，我爱生活，我需要你的帮助。对完美结局的期望始终深藏在我心底，但我有所不知，截然不同的处境已经使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分道扬镳。我自私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得生存。我们曾经在新加坡有过美好的日子，但是我们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它基于我在巴林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而这里面参杂着谎言，所以我们的私人生活也缺乏真诚。莉萨只顾操持日常琐事，而我则带着假面具在职场跌跌爬爬。白天对着每个人撒谎耗尽了我的体力或交往的精力，晚上回到家中的我如同行尸走肉。

我瘫坐在沙发上，吃饭然后睡觉。半夜，我不时地醒来，为那些“心事”担忧；我担心美国的市场的情况，担心谎言被揭穿。回望当时的情景，我会感到奇怪，那简直比坐牢好不到哪里去。也许我没有意识到，刑罚在我知晓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回顾我和莉萨的关系，起初，我们在很多方面情投意合——比如我们有相同的观点，对生活方式和未来有共同的认识。但爱的火花在1992年4月，我们降落在新加坡机场的那一刹那，便熄灭了。事情接二连三，谎言给我带来巨大压力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找回当初的火花。

电影《金融流氓》中，并非所有的情节都属真。安娜·福莉尔和伊万·麦克格雷周游东南亚的情节也许能娱乐观众，但这并非事实。我知道莉萨想要个孩子，但我已经担负搅乱两个人的生活的风险，不想再把孩子卷入麻烦。所以，我把我们性生活的次数减少到几近为零。报上关于我和一个艺妓有不正当关系的报道是失实的。我承认，在此期间，我确实出轨了一两次。我对此感到羞耻，但和相对陌生的人在一起时，我没有必须保持诚实的压力，骗她们比骗可能怀孕的妻子要容易得多。酒后一通胡来，发泄了性欲，谎言又多了一个。所有的谎言就像一张不断延伸的网。我再也无处可逃，成为网中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