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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昏迷的时间应该不长。我猛然惊醒过来时，身上好像被抽了一鞭。以前喝了整夜的酒之后，也常有这种经验。那段日子里，我从来不曾真正入睡、真正醒来，总是不知不觉中失去意识，然后又突然清醒。

我浑身上下都在痛。起初我只是静静躺着，感觉身上的痛楚，试着评估到底被伤到什么地步。同时，也费了好一番功夫，我才确定这里只剩我自己，那个家伙之前极有可能坐在旁边，等着我醒来。

我慢慢起身，没有采取猛烈的动作，一方面为求谨慎，一方面也实在是不得已。我的身体无法灵活移动，或是长时间连续做动作。比方说，我勉强半跪起来之后，必须僵在那儿半天，直到运足了力气才能够站直。好不容易站起来以后，我还得耐心等待晕眩消退，否则可能又会昏倒过去。

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我最后才终于认出方向，穿过堆满垃圾的层层障碍，走到围篱边。我沿着围篱摸索，终于找到之前那个缺口。出去之后是亚特尼街，我这才记起自己所处的位置，但此时我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感，根本不知道哪一边朝向住宅区。我走到路口，发现自己竟到了李文顿街，然后我大概南辕北辙地走了一会儿，因为我又回到瑞奇街。于是我又左转，过了两条街，终于找到休斯顿街。在那儿站了没多久，就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

我举起手来，司机减速驶近，我朝车子走去。那司机必定是仔细打量我了一番，然后觉得我大概不会是个好乘客，因为他加大油门，把车开走了。

如果我身上有多余的力气，一定会好好骂他一顿。

但是我只能够用仅剩的力气支撑着身体。路旁有一个邮筒，我走过去，倚靠在邮筒边，好减轻身上一点重量。我看看自己的模样，很庆幸没有浪费气力去诅咒那个司机。我一塌糊涂，长裤两只裤管从裤脚一直裂到膝盖，衬衫的前襟和夹克都污秽不堪，双手沾满了血渍、污泥和砂砾。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出租车司机都不会希望我坐进他的车内。

结果竟然有一名司机肯让我上车，不知他是不是有毛病。那时，我已经在瑞奇街和休斯顿街的路口站了十几分钟。倒也不是真的希望会有车停下来载我，而是我正在努力思考，想记起最近的地铁入口的位置。其实即使真的想出来，我也很难确定自己能否走到那儿。这期间里有几辆出租车驶过，其中一辆车停了下来。司机可能以为我是警察，而我尽量让他保持这种感觉，我故意拿起皮夹，作出展示警徽的动作。

他一停下车来，趁他还来不及改变心意，我便赶快打开车门向他保证：“我没有喝酒，现在身上也没有流血，不会把你的车子弄脏。”

“去他的车，”他说：“这辆破车不是我自己的，就算是我的又有什么关系？那些混蛋对你作了什么？冲过来打劫吗？现在这种时候，根本不是你该出现的时间，老兄。”

“你为什么不早几个钟头告诉我？”

“嘿，你还能说笑话，显然还撑得下去。不过最好还是送你上医院，贝尔维尤医院离这儿最近，还是你要去别的地方？”

“西北旅馆，”我说，“是在五十七街和——”

“我知道那地方。我一个礼拜有五天，固定都要去对街的凡登公园接送客人。但是你确定不去医院吗？”

“不用了，”我回答，“我只想回家。”

雅各布正在前台值班。我去检查留言。即使注意到了我身上的异样，他的神态中也没显露出任何一丝惊讶。他要不就是已练就一身高超的客套功夫或交际手腕，要不就是镇定剂服用过多，导致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他注意。

没有我的电话，真是谢天谢地。我走进房间，关上房门，栓上铁链。这个动作我曾经做过一次，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当时有个人躲在浴室等着要杀我，而我却把他和自己一起关在房间里。

不过这次在浴室里等我的，只有一个浴缸。我实在迫不及待想泡个澡。但我还是先撑着身子，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

我看起来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糕，身上只有几处淤伤、表皮的擦伤和抓痕，还有一些砂砾嵌在皮肉里。牙齿并未脱落，也没有摔断什么部位，更没有严重的刀伤。

尽管如此，我看起来还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我脱掉身上的衣服，这些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我掏空裤袋里的东西，抽出皮带，把裤子连同夹克一起扔到垃圾桶里，被撕裂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一团糟，干脆一并扔掉。

我放满一整缸热水，浸泡了大半天，把水放掉，再重新注满水。我坐在浴池里，把手掌上的碎玻璃和石砾一颗一颗挑出来。

不知道最后到底搞到几点钟，我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去看表。

我睡前吃了几颗阿斯匹林，起床后又吃了一些。然后我又去洗了个热水澡，希望能洗去全身肌肉和骨头的酸痛。我实在是需要刮胡子，但是理智告诉我，这时候最好别拿刀片在脸上刮，所以我找出几年前圣诞节孩子们送的电动刮胡刀清理脸上的胡子。

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尿里带血，这种画面实在令人胆战心惊。以前我的肾脏曾经遭到重击，所以我知道这是必然的后遗症。那家伙并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不可复原的伤害，只有被他戳到的地方才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一段日子，但是我应该熬得过去。

我出门去喝杯咖啡，吃块面包，然后看看《新闻报》。布雷斯林的专栏是有关犯罪司法制度的评论,不过他写得很平淡，没有激烈的言辞。另一位专栏作家则偏狂地主张把贩卖走私烟毒者处以死刑，仿佛这些家伙就会因此而先考虑后果，转而把聪明才智发挥在投资理财上。

如果把昨天发生的案件与当前每年平均犯罪率相比，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纽约市应该在五个区里发生七件杀人案，《新闻报》报导了其中的四个案子。幸好没有一件是发生在这附近，受害人的名字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不过从这些新闻判断，我的朋友当中应该没有人在昨天遇害。

我去城中北区分局，但是德金不在办公室。我赶去参加六十三街上西城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午间聚会。演讲者从前是演员，他在西岸戒酒成功，整个场面充满了来自加州的狂热活力。我走回车站，路上买了披萨和可乐，在街上边走边吃。等我走回城中北区分局时，德金已经回来了，他耳边夹着电话，一边还在拨弄嘴里的雪茄以及桌上的咖啡杯。他指指旁边的椅子要我坐下。我坐在旁边听他讲电话，事实上他多半是在听，没有讲几句话。

他挂掉电话，身体前倾靠在桌边，在便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坐直了身子看着我，问：“你怎么一副被人揍了一顿的模样，发生什么事？”

“我遇上了坏朋友。乔，我希望能把那畜牲抓起来，我要起诉他。”我说。

“告莫特利，是他干的？”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