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得不提到乡村教堂。不错，帕斯顿·奥特韦莱仍是乡村，与英国许多其他的小村庄一样，是在一片空地上随意生长出来的村庄，布局散乱。过去，教堂位于村庄和贵族宅第之间，是一方仁慈之地，为绅士良民提供片刻的心灵安宁。尽管教堂的历史比球场甚至奥特韦莱的家宅还要久远，但由于其附属地位，它始终是一个寄生组织，是基督教新教组织过度膨胀的结果。如今，作为高尔夫球产业基地的建筑物，它依然是令人瞩目的，虽说想去教堂又找不着路的人，经常被指路人错误地引导到高尔夫球场第十五轻击区。教堂周日九点半开放，以备那些在开局前想通过晨祷振奋精神的先生们的不时之需。如果下午没有葬礼的话，教堂司事还可以充当一下球童。该牧区的圣职，由一位喜好高尔夫运动的牧师担任，他也是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由于一位缺席绅士的举荐，他获得了这份薪金微薄的教职。他在高尔夫球会所里找到了永久的居所，从那儿步行到第一开球区只需二十多分钟。毋庸置疑，高尔夫球会所已成为整个地区的生活中心。如果有人想看这位牧师一眼的话，就得打开吸烟室的大门，他正坐在那儿，在这个下雨起雾的十月的下午，与另外三个因天气而受困的伙伴待在一起，他们是球场四人组合。

牧师人到中年，单身汉，胸无大志。也许有人会说，他拥有一张神职人员的脸孔--究竟是一副宿命论的标签，还是一副自然习得的保护面具？热情，是令人担忧的情绪，即使表露，主要指向的只有一个主体①。他，性格和善，以在最恼人的境地下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而知名。发火，绝不可能。他的嘴里从没发出过一声诅咒，但他的惯用语"我正在干什么？"却带着一副万念俱灰的口气。其他三人都是牧师的熟人，他们在帕斯顿·奥特韦莱相识。在高尔夫球会所里，所谓熟人其实只是泛泛之交，他们对每个人的生理缺陷了如指掌，但对他人的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却一无所知。三人中的一个，亚历山大·戈登，他的残疾要比他的性情和名声容易辨识。由于高尔夫球会所里的交谈，不涉及任何政治、宗教等话题，因此，戈登的谈话平淡无奇，而且彻头彻尾一副英国人的腔调。与其他三人不同，他不是本地居民，只是一名假日访客，来此地拜访他有趣的朋友莫当特·里夫斯。

里夫斯，本地居民，他留居此地更多的是为环境所迫，而不是个性沉寂使然。战争一爆发，他便离开了学校，但因为高度近视（只消看他一眼便会明白），他胜任不了任何操作性的工作。不过，在战争事务部的次要的分支机构找一份差事，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似乎很喜欢用一句话作为谈话的开场白："那时我在军队情报机构工作。"这句话在听众的脑海里会勾画出一幅场景：莫当特·里夫斯带着上弦的左轮手枪，监听着德国超级间谍的机密谈话。实际上，他的工作是每天早上九点半，溜达进自己十分不舒适的办公室，桌上从其他部门传递来的一叠简报正等着他。他会挑选出一些格拉斯哥工会领导人特别激烈的言论，把它们打在纸上，然后放入一个文件袋里，并在上面潦草地写几个字："对此能做点什么呢？请批示。"这份文件将与其他无数不被重视的文件一起汇入文件袋的洪流，漫无目的地在白宫低级部门间流传。虽说是一个有着丰厚薪金的孤儿，他却发现自己没法在这样的战乱年代里安心地待在一个平凡的职位上。他往当地报社投递了几份个人广告，上面表明他愿意从事任何保密的任务，如果对方要招募"活跃、聪明、想要冒险的年轻人"的话。不过，在那个年代，毫无经验的、愿意冒险的年轻人供大于求，他的广告没有得到回应。绝望之下，他把自己带到了帕斯顿·奥特韦莱高尔夫球会所，好在他"不怀好意"的同伴们都承认他的球技日益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