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室是那幢房子里最大的一间--我当时忍不住认为那是天下最大的一间。房间很长，狭窄，低得令人压抑，有哥特式的尖窗和橡木天花板。教室远端令人生畏的一角有个八九英尺见方的凹室，那是我们校长、牧师布兰斯比博士“定时祈祷”时的圣所。那凹室构造坚固，房门结实，当那位“老师兼牧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大家宁愿死于酷刑也不肯去开那门。教室的另外两个角落还有两个类似的包厢，虽说远不及那个凹室令人生畏，但仍然令人肃然起敬。一个是“古典语文”老师的讲坛，另一个是“英语和数学”教师的讲坛。教室里横三竖四歪七扭八地摆着许多陈旧的黑色长凳和课桌，桌上一塌糊涂地堆着被手指翻脏的课本，桌子表面凡是刀子下得去的地方都被刻上了缩写字母、全名全姓和各种稀奇古怪的花样图案，以致于那些桌子早已经面目全非。教室的一头放着一只盛满水的大桶，另一头搁着一只大得惊人的钟。

就在那所古老学校厚实的围墙之内，我度过了我生命的第三个五年，既没有感到过沉闷也不觉得讨厌。童年时代丰富的头脑不需要身外之事来填充或娱乐，学校生活明显的单调沉闷之中却充满了我青年时代从奢侈之中、成年时代从罪恶之中都不曾再感到过的那种强烈的激动。但我必须认为，在我最初的智力发展中有许多异乎寻常甚至过分极端之处。对一般人来说，幼年时代的经历到成年后很难还有什么鲜明的印象。一切都成了灰蒙蒙的影子--成了一种依稀缥缈的记忆--一种朦胧的喜悦和虚幻的痛苦之模糊不清的重新糅合。但我却不是这样。想必我在童年时就是以成年人的精神在感受那些今天仍留在我脑子里的记忆，那些像迦太基徽章上镌刻的题铭一样鲜明、深刻、经久不灭的记忆。

但事实上--依照世人的眼光来看--那儿值得记忆的事情是多么的少啊！清晨的梦中惊醒、夜晚的就寝传唤、每天的默读背诵、定期的礼拜和散步；此外就是那个运动场和运动场上的喧闹、嬉戏和阴谋诡计--可这一切在当时，由于一种现在早已被遗忘的精神幻术，曾勾起过多少斑驳的情感，曾引起过多少有趣的故事，曾唤起过多少令人精神振奋的激动！“Oh’le bon temps，quece siecle de fer！”①说实话，我与生俱来的热情和专横很快就使我在校园里成了个著名人物，而且慢慢地但却越来越巩固地，我在所有那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同学中间占据了支配地位--除了一个例外，其他所有人都听我摆布。那个例外虽然并不与我沾亲带故，但却和我同名同姓--这一巧合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我虽然出身高贵，但我的姓名却非常普通，依照约定俗成的时效权利，这姓名自古以来就被平民百姓广泛采用。因此在这篇叙述中我把自己叫做威廉·威尔逊--一个与我的真名实姓相差无几的虚构的名字。在按校园术语称之谓的“我们这伙人”当中，唯有我那位同名者敢在课堂上的学习中同我竞争--敢在运动场的戏闹中与我较量--敢拒绝盲目相信我的主张，不肯绝对服从我的意志--实际上，敢在任何方面对我的独断专行都横加干涉。如果人世间真有绝对至上的专制，那就是孩子群中的大智者对其智力略逊一筹的伙伴们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