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它风华正茂的时代，这幢房子是个伟大的建筑。这是那种典型的乡下产业，石头、木料混合建成的泥灰房子。当赛奥斯特区还是小村落，四周都是马铃薯田的时候，它就建成了。后来，越来越多的建筑在这里出现，马铃薯地被填平，只剩下几幢老房子还是私人产业，其他的不是被拆毁，就是当公立疗养院，或是改建成办公大楼。

当然，也有被用作殡仪馆的，比如艾伯马尔路上的这一幢。这还是我第一次开车经过这里。不会错的，迈克尔指示的方向很清楚，更何况草坪上，还有一个大大的招牌。我想，我只是不想接近罢了。我想在这里绕一圈，开到一半，本该向右转的，我却向左转，决定先去看看我们的老房子。

房子比我记忆中的小，停车场却宽敞多了。这种房子以前被称为牧场式平房住宅，也许现在还是叫这个名字——三间卧室、一个起居室、餐厅、厨房，都在同一层楼，坐落在城市近郊，占地约四分之一英亩。有的人会加盖一个长廊，把屋子和车库连起来；还有的人（根据我的了解，这其实是同一种人）会把房屋前面的窗户，改成落地窗。门前的灌木丛，种了又死了，然后再换。我在这里种过一棵树，长成了纺锤形的橡木小树，现在静静地庇荫着这幢房子。我在前面草坪还种了另一棵树，不过，我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我种的一棵桦木也不见了，或许是新主人不喜欢，也或许是他的孩子拿去做了独木舟。

也许是死了。我依稀记得，桦木是寿命相当短的树木。我离开这幢房子起码三十年了，这棵树是我在三十三，还是三十四年前种的？对树来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对这种寿命不长的树木来说，更是长路漫漫。不管你怎么盼，事物衰败的速度，总是比你想象的快。

婚姻失败了，人死了。树，凭什么例外？

我再度经过殡仪馆。这次我找了个地方，停好我租来的车子。殡仪馆里有很多个厅，一个看起来比环境更加真诚的人站在入口，等待来宾，为他们指路。他问我参加哪一家的丧礼，我想也没想，就报上我的名字。好多年了，她一直冠夫姓。我大概是有点在乎吧，还是觉得她可能会保留夫姓。

他很职业，面无表情。没有一家登记斯卡德这个姓，但是，他却记得有个死者的儿子姓斯卡德，好像还见过一面。在他还没有一步解释之前，我马上就纠正了自己的话。“对不起。”我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姓斯卡德，现在她姓蒂勒了。”

我按照他的指示走进玄关，屋里映着午后的阳光。我在最后一排找了个座位。仪式已经开始了，一个穿黑西装的男子，用标准的牧师语调叙述生命的脆弱与精神长存的道理。他没说什么我以前没听过的话，也没说什么我觉得特别的道理。

说教像潮水般在我耳际回荡，我放眼打量这个地方。我看到在前头的一个人，我想他是格雷厄姆?蒂勒吧。我没见过他，但应该没错，他的身边坐了两个女孩，大概是他的女儿。他认识阿妮塔的时候，老婆死了，家里有两个女儿，儿子离家出走了。阿妮塔搬了进去，帮他把两个女儿拉扯大。

我还看到几个我认识的人——阿妮塔的弟弟和弟媳妇，不知怎的，这两个人一下子就中年了，比我当初见到他们的时候胖了很多，还有她好像总也不老的妹妹，乔西。靠着中央走道坐着的，是我的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迈克尔的妻子琼，坐在他们俩中间。迈克尔跟琼生了个女儿，叫梅勒妮。一年前，我和埃莱娜到旧金山度了一个长周末，途中开车到圣荷西去探望我的孙女。琼是第三代的华裔美人，苗条优雅，梅勒妮更是跨国婚姻的美丽结晶。

我没见到梅勒妮。她多大了？两岁？应该不到三岁，参加丧礼未免小了些。

阿妮塔也是，太早了。

“她的生日在十一月。”我跟埃莱娜说，“比我小三岁，三岁半，五十八了。”

“天啊，还这么年轻。”

“她有心脏病，我一直以为只有男人才会得心脏病。”

“女人也会有这种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