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跟十来个人谈过话，有的是通过电话，有的是面对面。没有人雇用我，也没有什么非调查不可的理由，但我还是异常忙碌的程度。

我打电话给几个我认识的律师，包括雷?格鲁利奥和德鲁?卡普兰，打听他们知不知道任何有关伯恩?霍兰德的事情。雷曾经见过霍兰德的新合伙人，一个叫西尔万?哈丁的人，但是，他记得这个人，纯粹是因为他的名字。“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叫西尔万的人。但我总是得费半天劲儿，才会把叫他菲尔德先生的冲动压下去，因为一见到他，我就会想起西尔万?菲尔德 这个词。就算这样，我和他还是没有什么交情。我不能确定他记不记得有我这么个人。”

“什么时候大家连‘硬汉雷蒙德’都记不得了？”

“哦，你这话说得对。如果真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打个电话给他，跟他说你想和他聊聊。但我不能肯定这对你来说这是个好方法，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他提高警觉，套不出什么东西。”

“只要帮我混过接待人员的盘查就行了。”我说。

他打了电话，果然让我一路顺畅，来到了西尔万?哈丁的办公室。他首先向我道歉，说他这里视野不好。“登上帝国大厦，”他说，“你应该可以看到三四个州，是不是？但是，这里只有七楼，看出去，跟地下室的景观差不多。”他在跟我扯这个的时候，笑得十分得体，让人觉得相当体贴。但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不管遇到谁，他都会用这个笑话来寒暄。

我是来钓鱼的，看看谁手上有对死去的伯恩?霍兰德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从哈丁口中得到的消息并不多。只知道霍兰德的客户对他都很满意，员工跟他处得也很好，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一提到律师这一行，就是满脸不屑。

我知道霍兰德专攻于房地产和信托的法律业务，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因为案子惹出纠纷，把比尔曼和伊凡科这两个杀手引上门来。他的运气很好，常常是在败诉前，委托他办案的客户就死去了，有的甚至是生前委托，他根本没有后顾之忧。

我提起比尔曼和伊凡科，问伯恩?霍兰德有没有帮这两个人打过官司，或是处理过跟这两个人有关的案件。哈丁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开始摇头。“我们事务所只接民事案子。”他说。当然，打民事官司不等于大家互相谦让，彬彬有礼，不过，我想，他当然不必跟我谈这一点。“我们这里的合伙人，不管资历深浅，都不处理刑事案件。”

“街头小混混也有可能想立份遗嘱吧。”我说，“也有可能出现在别人的案子里。我的目的是找出这两个人和霍兰德夫妇之间的关系，或者排除这两个人跟霍兰德夫妇有任何关系。”

“我的感觉是后者。没有任何关系。”

显然是我的意志力在坚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说，“是麻烦你全面搜索一下霍兰德先生的电脑硬盘。”我想起TJ先前指点我的用语，现学现卖，其实我不大知道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不只是文件名，要连内文一起搜寻，看看这两个名字——比尔曼和伊凡科——到底有没有出现。”

他严肃地跟我说，他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档案纯属机密，这是律师与客户之间最重要的义务关系。更何况，霍兰德的电脑设有密码，他人无从得知。我说他一定知道霍兰德的密码，因为事务所不可能让霍兰德手上的案子悬着，影响整体运作，只是他不想告诉我。我说我绝对无意破坏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义务关系，只想找两个名字。如果他找不到，告诉我没有，并不会坏下行规；如果他找到了，不妨改变想法，剩下的事是我该去伤脑筋的。

最后，我想他宁可敲几下键盘、按几下鼠标，也懒得再跟我这样纠缠下去。不出我所料，他没有花半点时间思考职业道德的问题。当然，他没找到比尔曼和伊凡科这两个名字，这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又找到了雷?格鲁利奥，问他对比尔曼与伊凡科有没有印象。这两个人大概不会雇用律师，但谁知道呢？不过我相信，霍兰德的夫妇血案只要能和政治扯上一丝关系，“硬汉雷蒙德”就有办法大显身手——比如批判社会制度——让大家一时之间摸不着头绪，最后让他下流无耻的客户无罪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