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汽车超了过去，速度很快。我隐约看见驾驶员及其女伴的头和手的动作。他们在前排争吵着。后排，两个孩子正在打闹。第三个孩子，手臂撑在汽车后窗上，挥舞着一张纸，纸上潦草地写着一个大大的“救命”。我笑了，教授爆发出大笑。

“啊！教育！”他说。“世界上最难的学科！师生、父子、母女……在慷慨中怎样的宽容和互惠才是必要的？既不应该是老师压抑学生，也不应该是学生背叛老师，而应该是在双方的爱中的一种交流、信任和馈赠。慷慨，是给予，但同时也是接受和接纳。一位真正的导师会在他认为弟子完成学业的那一天将其打发走。但是，在这种遣退中包含着邀请，邀请弟子超越他：没有超越，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失败，对整个人类的进步而言，也是种失败。”

“弟子也必须表现出学习的欲望，感受到对世界的好奇。”我提醒道。

“完全正确！导师的愿望是一个年轻的学生走来对他说：‘最后我想学习如何生活。’传道授业，就是教人如何生活。”

“生活也是可以教的？人们可以学习如何生活，而不是在痛苦的经历中懂得？人们可以接受并对生活打保票吗？尤其是在今天，咒骂生活是如此潇洒。”

我的老师充满激情地摇头。

“来！学习生活，首先是学习热爱生活，简单地说，就是学习爱。打开窗户，向天空、海洋敞开自我：爱像潮水般涌入。然后，浸透在爱里的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死亡，而是如何不死。而不死，正是把生命转移到完成的事业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想法中。”

“什么想法？”

“我让波德莱尔来回答：‘灵魂正是同时借助并通过诗歌、音乐，才得以窥见幕后的辉煌。’波德莱尔认为，我们在发现美的时候洒下的眼泪揭示出我们‘被放逐在不完美中的、想要立即占有这个地球上被泄露的乐土’的本质。您听懂了吗？”

“懂了。我一直相信存在有待发现的乐土。相信这个地球上存在着天堂。”

“好极了！我们就此打个赌吧。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在这段介于我们还没有出生时就先前存在的虚无，以及我们消失以后将要到来的虚无之间昙花一现的行程中，没有找到任何意义的话，我们仍要相信自己能够走完这条路，相信我们的存在这一奇迹般的、神秘的瞬间，相信我们有可能创造一个天堂。让我们加入到与原先的伊甸园的竞争中来吧。”

“我跟从您进行这个计划！”我笑着、充满活力地说道。

很明显，皮埃尔·巴比耶的这个化身吸引了我——他既严肃又风趣，既轻浮又庄重。“得花上许多年才能变年轻。”毕加索说道。

“您找到天堂的钥匙了吗？”我接着说。

“我们都拥有它：它就产生在两个人邂逅的一刹那，在彼此同样的、慷慨的冲动中。但这种邂逅应该在一种理想的条件下发生：两个人都是完全自由的。然而人类只有在进行创造时才最自由。上帝就隐身于创造之中。”

“我懂了：生命的意义存在于事业的天堂之中，而事业的意义存在于鲜活的、至关重要的转化中。是这样吧？”

“是的。相信生活，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为了深入理解这种力量，让我们从所有的怀疑中解放出来，从悲剧性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这种痛苦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地想要被爱、被承认、被人喝彩……于是，痛苦变成了憎恨。生命的力量，是对他人的生命冲动，是爱他人、欣赏他人而不企图对其施加任何权力的能力——尊重他人绝对的自由。您看，我们又回到导师和弟子的关系上来了：能让这种重要的关系变质的，正是对祝贺、对掌声的需要，正是扭曲别人以将其永远置于自己羽翼之下的欲望。当只有生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是力量而不是权力），我们就像天空中的小鸟、大海里的鱼儿一样自由。出于这些原因，无论音乐、绘画、写作，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都不可能自我终结，因为生命不是个体的东西。”

我皱起了眉头。在这段论证中，在这艺术的终结与生命的终结的关系中，我有话不吐不快。我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说艺术的表达是对生命的礼赞，那么在这一绝对自由的行动中，”他以一种温和的声音接着说，“事实上原文为拉丁语。艺术家同意将自我分解为艺术。这是一个很平凡的观点：任何艺术都不能被用于达到个人荣耀或是虚荣的目的。创造物永远比创造者要伟大——它超越了他，吞没了他。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抵御诱惑’，不追求名望而只礼赞生命。”

“创造，演奏，首先在于学会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