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预兆不祥，大雪已经厚厚地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前三个晚上已下了一英尺多，是五十四年不遇的大雪，交通受阻，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供回不了家的观众借宿。

东京尽管披上了银装，可是看上去几乎仍然是既有西方色彩又有东方色彩。日本已经甩掉它过去的很多封建的东西，成了亚洲一个最先进最西方化的国家。离传统瓦顶的皇宫几百码的地方，一座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围绕皇宫的古老石墙和护城河外，同样是东西合璧：帝国剧场和第一生命大厦等一长排新式建筑犹如芝加哥的完全是西方式的高楼大厦，而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就是狭窄的卵石小街，一排排艺妓馆、寿司铺以及和服店，鳞次栉比，还有房子摇摇欲坠的各种小商店，它们门上挂着随风扑动的暖帘和五颜六色的灯笼，即使在这样的阴天，也显出一派欢乐气氛。

紧近皇宫一座小山上的是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这座大楼主要是用冲绳运来的石块建造的，好像是仿埃及的式样。在这座威严的大厦的后面，是一幢幢政府首脑的宽敞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这座官邸由两幢楼房组成，办公部分是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风格的西式建筑，起居部分是日本式的，墙薄如纸的滑动门，地板上铺榻榻米。

但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骚动，一场即将冲向大雪覆盖的街头的激烈骚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玉）师团的兵营。该兵营由于陆军省一名少佐告密说他们要发起武装叛乱而引起了当局对他们的注意。告密者说，他从某一青年军官那里获悉，一批激进分子计划于该日刺杀天皇的若干名顾问。嫌疑分子已受到监视，还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可是宪兵队和警方觉得他们满可以从容对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不管有多么强烈的动机，毕竟翻不起大浪。此时他们对情报所说即将发生叛乱的可靠性如何正半信半疑。这一天眼看就要结束。

他们这种安然自得的态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造反情绪非常强烈。他们的傲慢不逊极为明显，因此已下令于数日内把他们调往满洲。他们露骨地蔑视当局，以致有一支部队竟以演习为名，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门前去撒尿。这些不服管束的官兵中另有一千四百人正在谋划揭竿而起，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在为这些袭击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寻欢作乐的人们却在渐渐黑下来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消遣。银座—即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对日本青年说来，这儿早已成了外部世界的浪漫象征，是霓虹灯、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馆、美国和欧洲电影、西式舞厅和餐馆组成的仙境。距这里不远的赤坂区（那里的男女普遍穿和服），古色古香的日本也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那些脸上涂脂抹粉，身穿五光十色舞服的艺妓，好像是来自古代的不速之客，坐在人力车上沿着柳树成行的蜿蜒的街道穿梭。这里的灯火比较昏暗。警察提着的日本传统的红灯笼，散射出柔和的令人思乡的光芒，宛如一幅迷人的木刻变得栩栩如生似的。

这些叛乱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野心。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六批人一样—那六批人都失败了—他们企图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纠正日本社会的不公正。日本的传统使这些罪恶行径合法化，日本人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gekckujo）。这个词最初是在15世纪使用的，那时，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1］，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1924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伴随日本西方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性增长更加深了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日本四大岛，加起来几乎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就有八千万人拥挤在一起。国民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人口。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处于饥饿的边缘，他们开始组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抗议。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风餐露宿于街头。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