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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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923年大地震后那样，五百万东京人虽然松了一口气，但总觉得心神不安，在叛乱过程中，他们对年轻的叛乱分子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同情。他们第一次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叛军，同时也批评了陆军内出现的目无军纪的倾向。

发生五?一五事件时，国民相信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通过直接采取武力行动，能挫败腐败的党派政治，并纠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但是，腐败现象和社会不正义现象却依然存在；现在，经过四天的无法无天的动乱，公众已失去对武力的盲目信任，他们要求恢复秩序

—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

虽然，歌舞剧院在上演歌颂复仇、暴力和不惜流血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臣藏》时仍场场满座，但支持陆军中统制派的人有增无已，认为统制派似乎能结束动乱局面。“统制”这个名称本身就适合眼前的需要

—纪律，尽管它的真正含意却是要统制中国。

文职领导人同样希望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们以开始进行粉碎皇道派的活动，这就无意中敞开了大门，使自己的力量逐渐被军方削弱。

当外相广田弘毅组织新阁时，从表面上看，文官们好像取得了新的权力。格鲁大使告诉国务院说，广田将“约束驻满洲和中国的陆军的危险倾向”，并在日记中写道，他对首相人选表示高兴，“因为我相信广田是一位坚强而稳健的人物。虽然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陆军合作，但我认为他将尽力妥善处理外交事务……”

广田一上台，就似乎很有希望。他挑选公开亲美的外交家吉田茂当外相。但是，由于陆军的激烈抗议，他只好作罢。这件事还只是一系列妥协行动的开端。在新首相接受陆军提出的关于将来任何陆相人选都必须由陆军“三长官”批准的要求时，他的妥协达到了高潮。这种做法似乎无关紧要，实质上却又走了老路，意味着国家各项政策要听凭陆军主宰。如果军方不赞成某内阁、陆相可以辞职，“三长官”拒绝批准其他任何人出任陆相，这样便可倒阁。只有当某一内阁适合军方的口味时，陆军才会选派陆相人选。所以，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文官对国事的最后控制权。

陆军首脑虽然逐渐扩大左右政治的权力，但这却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他们首先要致力于防止发生另一次“二?二六”事件。他们认识到，不管纪律多么严，都管不住那些充满理想、热衷于消灭贫困和腐败现象的青年军官。解决的办法在于铲除产生不满的根源。要这样做，就必须改变被叛军所认为的自由经济的罪恶。就在那个时候，满洲的定居者要求将他们给满洲带来迅速物质发展的计划经济应用于国内。但是，这样全面的经济改革应该由谁来执行呢？资本家忙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仆人—政治家—不但不适合做这一工作，而且早已丧失了公众的信任。又鉴于陆军公开插手政治必然使自身遭到腐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推动改革”又不过多地介入。

为了预防公众的对立，陆军首脑把荒木、真崎和十几个同情皇道派的将领列入有职无权者的名单，把许多少壮军官调到无关紧要的岗位上任职［1］。

在叛乱期间宣布的戒严令月复一月地继续执行，报纸受到严格控制，不同政见沉默了。叛乱分子受到匆忙的秘密审判。十三名军官，四名文官，包括北一辉在内，被处死刑。7月12日，他们被绑在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协助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今后要更慎重。”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