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首相由于军方保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只好又一次勉强同意，免得内阁倒台。第二天，即7月27日，他在国会宣布，政府要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在爱国的日本人看来，这样做是正当和公平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应该保护的，共产主义也应加以遏制，现在该是表示坚定而不是软弱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对中国全面宣战。陆军首脑的确深信，他们可以在秋天以前迫使蒋介石谈判。

卢沟桥事件与当年满洲事变毫无相似之处。1931年关东军故意在沈阳挑起事件，1937年，华北驻屯军既没有在卢沟桥寻衅，也没有组织对抗；1931年，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占领满洲，1937年，他们都尽力阻止在华北采取行动；1931年，若礼次郎因没有执行能使统制派满意的外交解决办法，导致了他的政府的倒台，1937年内阁没有变动。

香月中将得到了东京的批准后，发布公告称，他将“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7月28日凌晨，用飞机散发了这份公告。轰炸机炸了三个城市，地面部队炮击了其他地方，进攻北京地区除北京城以外其余地方的中国军队。

实际上，破釜沉舟的断然措施已采取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咬文嚼字已演变成捞不到任何可靠战略利益的军事行动，日本因此朝着与美国开战的方向迈出巨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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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杉山陆相曾如此预言。随着日军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市，日本全国掀起了爱国狂热。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谴责日本的侵略，连德国也批评日本（因为德国为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担心）。中国向国联发出呼吁，正当全世界都在期待国联的报告时，从世界另一隅传来了勇敢的进攻号。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说，谴责所有侵略者，以推理的口气把日本人与纳粹和法西斯党徒相提并论。他说：“当一种传染病开始流行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参加把病人隔离。”他解释说，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

“我们正在采取能够把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措施，但是，在一个信心和安全已经瓦解的混乱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障。”罗斯福演说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因为第二天在国联谴责日本后，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成员，但它马上表示支持。

在国内，罗斯福的行动受到普遍赞扬，然而国务卿赫尔却对这种“隔离”的说法不那么高兴，他觉得这种做法“使我们的旨在激起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舆论的经常性宣传教育至少推后了半年”。约瑟夫?格鲁大使也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来一次“道义上的雷击”也是徒然的，这样会使两国关系恶化，破坏他（格鲁）一直在建立的友好关系。当他了解使馆人员也感到震惊和不满时，两天后，他告诫他们，不要在使馆外面发表意见。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感到我苦心建造起来的城堡，在我耳边响起了倒塌的响声。我们大家都在它的大厅里徘徊，一个个垂头丧气，看不到笑容。下午，我同爱丽丝?艾尔西去看了电影……然后，我埋头苦读小说《飘》—这正是我所感觉到的。

当然，日本的反应是迅速和激烈的。“的确，日本在扩张，”松冈洋右反驳说，这位外交官以言语锋利和机智使不少人为之倾倒，“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且问问美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当年的美国是何等令人恼怒吧！”日本的扩张如同美国的扩张，就像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长大

—死亡。”他宣告日本正在为两个目标而斗争：不让亚洲像非洲一样完全陷于白人的统治；把中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在她眼中没有收藏的宝物—只有牺牲再牺牲。对这点，谁也没有她理解得深刻。但是，她自己的生命赖此生存，她的邻国也是如此。今日日本之最大问题乃是：她是否能忍受苦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