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确实把它当做事。其实一切都归结为找到那对男女。假如找到他们后，发现他们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录下，那个案子的追查就到了绝地，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案件其他证人的证词和法庭证据毕竟经过多少次研究审核，理应置信不疑。然而，那对男女，不管是谁吧，肯定那晚去了沙滩，而且把一个摄像机镜头盖丢在毯子上了。”

凯特瞧着我说：“你认为有拍摄了内容的录像带吗？你认为录像带上有证人们传云看到的东西吗？”

我回答：“很明显，那要决定摄像机的拍摄角度，甚至机器是否开着，然后还会遇到带子质量等等的问题。就算是凑巧各种条件都具备，就算是环航800航班的最后几秒钟被拍录下来，而且这盘带子还存在。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你是什么意思？200证人会去看这个录像片而且……”

“而且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拍摄专家也会去看。尔后，有人就要对片子进行解释了。”

“根本不用解释，片子本身就说明问题。”

“是吗？”我对她说，“你想，本来就是业余水平，又是暮色重重的夜空，可能机子固定在三角架上，那两个人正忙活别的事，这能拍摄下你想要的东西吗？五年来，你一直追寻着耶酥用过的圣杯，而这个’圣杯’也确实存在，但是你永远找不到。假如你找到了，那说明这个’圣杯’根本没什么法力。”

凯特不言语了。

我接着说：“你听说过扎普鲁达拍的片子吗？”

凯特点头。

“约翰·肯尼迪的车队经过德克萨斯书库时，有一个叫扎普鲁达的记者，正在现场拍摄。他用的是8毫米贝尔—豪埃尔牌手提摄影机。拍摄镜头有26秒。你看过吗？”

凯特点头。

“我也看过。我看的是数字版，而且是慢放。但是说到有几颗子弹射出，弹道方向如何，你问谁，谁都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凯特呆了片刻说：“我还是认为先找到录像带，再谈什么解释不解释的。当务之急是找带子。”

我还没咽下最后一口面条，侍者就把餐桌收拾了。我喝完啤酒，凯特小口喝着汽水，沉思不已。

我感觉到凯特不是和什么人都谈论案情的，她只是和达到共识的人才深谈。所谓共识就是如果找到录像带，案情就会有重大突破。

和凯特相比，我约翰·科里是个愤世多疑，讲究实用缺乏幻想的人。我比凯特大十四岁，我经历的多了——可以说太多了——做为一个警察，做为一个人，多少次我感到失望沮丧。我看到杀人犯，无罪开释。我看到成百的刑事犯罪悬而不解，元凶逍遥法外。我看到证人当庭撒谎，警务杂乱无章，检察官语无论次，法律程序漏洞百出，辩护律师信口雌黄，法官低能，陪审弱智。

我也经历过值得称道的事情。当各个部门配合的像加了润滑油的钟表那样准确、顺畅，当真理和正义在法庭得以伸张，此时此刻真是阳光灿烂，荡气回肠。可惜，这样的时刻并不多见。

我们喝起咖啡，凯特问我：“

“从来没听说过。”

“一个警察能在任何时间，任何事情上可以相信另一个警察吗？”

“99%可以相信，但是要和女人有关就要降50%，要是和联邦调查局有关就又要升到100%。”

凯特乐了，她探着身子和我说：“特勤队里有100多名警察在飞机坠落后来到长岛，许多人已经调回本部了，他们之间有些人知道一些事。”

“我去找。”

凯特握住我的手说：“如果觉得棘手，就别管了。要是你有了麻烦，我去受过。”

我不知道是忍住不吭声，还是提醒她要是没有姑奶奶您的推动游说，我能惹什么麻烦。我禁不住问：“我问你点事。除去真理和正义之外，你追查此案还有什么动机？”

凯特回答：“我还需要什么动机啊？就是为了真理和正义。约翰，告诉你，就是为了给死者和家属讨回公道。即便这是一次外国恐怖分子的袭击，那我这也是爱国主义举动。这理由还不充分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二十年前我约翰·科里就曾慷慨激昂地发过匡扶正义，维护真理的誓言。而今我却底气不足地应了一句，“是，我想也是。”

凯特对我的含糊态度颇为不满，对我说：“你一定要相信你做的事，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好，我来告诉你——我选择侦探一行，是因为我喜欢有刺激性，能使我思维敏捷，比我那些白痴上司聪明。这就是我对真理、正义和祖国的奉献程度。我动机不纯，但工作敬业，而且恪守底线，不有损于真理和正义。如果你为了堂而皇之的动机而尽职尽责，请自便。反正我不会分享你的理想主义。”

凯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接受你的那种帮助。你的愤世嫉俗，以后找时间再说吧！”

我不喜欢人们——特别是女人指责我的愤世嫉俗，因为这是我历尽磨难才领悟出来的。

我不是没脑袋的苍蝇瞎撞，而且我也清楚在未来的日月里，一步接一步的险棋等我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