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恩里回来了。他说：“玛丽·格宾托斯没有真正辞职。从1997年1月开始休产假。她婚后的名字叫’伦蒂尼’，和一个意大利姥儿结婚，现在正怡享母子天伦之乐。我总是在回忆那个库洛斯基和他的老婆会怎么样……，特别是当那个醋坛子发现……”

“多姆，快把他妈的那个电话号码告诉我。”

“他们就给提供了手机号，没有住址，行吗？”

多姆把手机给了我，我说：“非常感谢，下星期等我电话。”

“行。要是你千方百计自找麻烦，恐怕用不了一星期。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会的。”

“保重。”

“没问题。”我挂上电话，又投币，拨号。三次铃声后，传来一个女姓的声音：“喂？”

“请问是玛丽·格宾托斯吗？”

“正是，您是哪位？”

“玛丽，我是约翰·科里。在南曼哈顿我们共过事。”

“噢，……是，有事吗？”

我至少听到有两个孩子在哭叫。我说：“我需要和你谈谈一桩旧案。能不能找个地方见个面？”

“行啊，没问题。你给我找个看孩子的，我就陪你喝个通宵。”

我大笑着说：“我的老婆就能干。”

“你说的是你那个当律师的太太给我看孩子？那我得出多少钱才雇得起啊？”

“我们分手了，我又结婚了。”

“不开玩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才是最出众的。还记得查里·克里贝的退休晚会吗？”

“记得，那天晚上她确实楚楚动人的。你看，如果方便的话，为什么我不能现在就过去？斯塔坦岛，对吧？”

“唔……可是孩子们折腾得挺厉害的。”

“我喜欢孩子。”

“不止是两个孩子，也许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电话里说吧！”

“我必须得面谈。”

“唉呀……乔……我的老公不愿意我再卷进老行当里。”

“你正休长假，玛丽，你没有辞职。别紧张，这没什么。”

“是……好……嘿，两点四十五，你能动身吗？”

“能。”

“你怎么回去呀？”

我实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能不说：“我现在受聘在反恐特遣队工作。”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玛丽说：“我在特勤队待了不到六个月，只办了两个案子，你对哪个有兴趣？”

“另外的案子。”

又是沉默，玛丽说：“我越来越觉得你不是公派办差呢？”

“说对了。案子已经结了，你知道那个案子，有人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要和你面谈，不做记录的。”

“谁告诉你我的名字的？”

“我不能说，你的名字我也不会说。我在公用电话亭，快没钱了。我只需要和你谈半个小时。”

“我老公是专线送货商，不知什么时候就回家。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生性嫉妒。”

“那好啊！我能做解释，万一解释不通，我还有枪呢。”

玛丽笑了：“真不错，我有了个大人做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