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之重要，还可以从现代文的“习惯”中来了解。历代注疏家多把精力花在“学”上，《论语》中论“学”确实也比较多，结果对“习”有所忽略。这里，我不妨就亚里斯多德的相关论述，讲一点个人的体会。中西古典学术之间，相通之处甚多。我读古希腊哲人的著作，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脑海里常常出现孔子的影子。我想孔子如果真有机会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贤哲聚谈，肯定会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叹。我们如今放着种种便利，很容易接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如果读《论语》时对这些视而不见，实在是辜负了“好学”的孔子。

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两部《伦理学》中，细致讨论了美德的两种形式：智和德。他认为，要达到这两种美德，都非要通过学和习不可。在他看来，人的素质潜力有不同。有人是美德的材料，有人不是。但是，即使对于是美德材料的人而言，美德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就智而言，要达到任何一个领域的智，比如成为一个智者，或者雕塑家，都必须进行长期严格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否则技艺无从而来。就德而言，仅仅明白是非是不够的，道德上的完美需要通过“道德习惯”来培养和发展。在这种“道德习惯”中，人最终可以达到幸福或者充实的生活形态。这在孔子那里，就是“乐”，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则叫eudaimonia。这种“道德习惯”，和“学而时习之”或者曾子接下来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是非常接近的。通过这种习惯发展出来的美德，使你会本能地对突然面临的挑战做出正确的反应。孔子后来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踰矩。” 在这里，他把“从心所欲而不踰矩”看成是他所达到的人生最高境界，比“知天命”还重要。这里的“从心所欲而不踰矩”很类似于亚里斯多德的eudaimonia，即一种充实幸福的生活形态，是人类生活的目标。如前所述，到达“知”的境界，关键的一个程序是“学”，而要达到“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恐怕“习”要更重要些。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习”的原因。

总之，在孔子这里，“学习”是一个高度理性化、操作化的过程，一点也不神秘。孔子讲“学”、讲“习”，但很少讲“悟”（比如在“吾十五而有志于学”那章，细述自己的心灵经历，不提一个“悟”字）。“悟”是一种宗教经验，而孔子思想则有“去魔化”之倾向，躲开“怪、力、乱、神”。他即使讲“思”和“省”，也是在“学”和“习”的框架中进行的。“学习”是教育加训练，不是祈祷，不是打坐。孔子及其门人能把“学习”作为自己的志业，在那个时代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对照“绝圣弃智”的老子就能比较容易地了解。在老子看来，乱世的根源，苦难的种子，都是因为人变得聪明了、狡猾了，知道挖空心思占别人的便宜了。换句话说，人更“好学”了，也就学坏了。不比过去，人们只凭着本能活着，彼此无扰，和自然秩序为一体。所以，老子要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则表述了相当积极和进取的人生。

综上所述，此句大致可以平淡地译为：“学习而不断地操练，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这里需要指出，古人有把“时”解释为特别的时辰者。比如《说文》就说“时，四时也。”《王制》讲“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更有说“时是日中之时”者。那么，“时习之”是否是指某种定期的仪式化的学习行为呢？这虽然不可考，但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非常有规律。儒家的修身其实非常严格，有着近乎仪式化的节奏。这大概也是儒家最接近宗教的地方。可惜，这种仪式化的修身，对现代的中国已经是很陌生了。

把“学”和“习”合为一体，形成习惯甚至仪式性的节奏，并自得其乐，是孔子在这里的基本教诲：懂得一件事情还不够，还必须反复操练，必须把懂得的东西融入自己生活的韵律之中；否则就是自以为懂了，真到应用时才发现没有掌握，用我们中学老师的话说，就是学到的东西“还没有成为自己的”；或者懂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生活不发生关系，懂了也没有意义。这一点，从事过竞技训练的人都知道：你即使把动作要领理解得非常透彻，但不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还是掌握不了，“懂了”的东西和你的竞技生涯也就不会发生太大关系。我一位上过体校篮球专业的朋友告诉我：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并不神秘；他的一位同学，已经把乔丹的上篮动作琢磨出来了。我听后不禁失笑：琢磨出来有怎么样？你场上用一个给我看看！琢磨出来是“学”的过程。但是，学而不习，学了也没有用。所以，“学”虽然是达到“知”的必经程序，但也仅是程序之一，中间还要经过“习”，那就是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