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esus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逼问：“第二有福气的人是谁？”梭伦答：Argive的Cleobis和Biton。他解释说，两人都是强健的、在竞技中获奖的运动员。一次，他们的母亲需要到神庙祈祷，必须按时到达。但是，拉车的牛没有从地里按时回来，眼看要耽误。两人于是自己拉车，把母亲按时送到，气尽而死。当时人们都围过来，祝贺他们超人的气力，以及他们的母亲有这么好的儿子。自然，骄傲的母亲为他们祈祷，Argive则为他们塑了雕像，献给特尔斐的神庙。(Herodotus: 45-46.)　要知道，特尔斐神庙以其预知未来的神喻著称。希腊各城邦每遇重大决定，都派人前来求问。塑像送给特尔斐，等于成了希腊世界的国际明星。

现在的历史学家们相信，梭伦和Argive国王的会面几乎不可能发生，希罗多德记录的不过是个民间传说。不过，这一著名的故事，无疑反映了希腊人的价值观念。特别是第二个故事，到中国也足以放到《孝经》里。希腊人之重视孝道，在希腊人的著述中随处可见。

不过，孝道可以作为家庭伦理，不能作为政治伦理。我们上面已经提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看得很清楚，人是政治动物，必须仰仗自己的共同体（也就是城邦）才能存活。一个家庭，是不可能单独自立于世的。特别是雅典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粮食依赖进口，海运和贸易非常重要，需要许多复杂的国家组织，一个家庭是根本无法自足的。无论是在《理想国》中还是在《政治学》中，对政治和城邦的讨论都从这一基本功能开始。所以，家庭伦理，不是城邦成立的基础，也不是人类存活的基础。这一基础是城邦之中的人彼此之间的纽带。这种纽带超出了家庭的范围，要用友情来界定。梭伦心目中最有福的人是为城邦而牺牲，排在第二位的才是为尽孝而死的人，同样耐人寻味。

我们上面提到，亚里斯多德称基于夫妻关系的政体是宪政制。考虑到当时男女的不平等的现实，基于友情的政体当然只能是更平等的了。把友情作为政治哲学的伦理基础，等于确定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高出他人的价值观念。更重要的是，友情说强调公民彼此之间的责任、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统治的权力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上，由此奠定了公共权力。这些都是宪政的必要前提。后来主宰了罗马世界的斯多葛派哲学，也强调平等的友情是政治的基础。友情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的，任何一方若是对不起另一方，这种关系就自动消解掉。受斯多葛派思想塑造而生成的罗马法，至今还是西方法治的一个支柱。其基本预设，也离不开这种人人平等的、通过理性表达的公共秩序。也就是说，即使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平等的、统治者需要被统治者同意的意识形态，还支配着社会。自中世纪崛起、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领袖的北部意大利的独立城市，也大多拥抱共和政体（尽管常常是寡头的）。在那里，爱和友谊被视为基本的公民品德。甚至在欧洲封建君主的王国中，爱和友谊也被尊崇为政治美德，蕴涵着平等的精神。(Antony Black: 18.

以孝道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则大为不同。第一，孝道规定了一种绝对服从、没有个人选择的等级式政治秩序：你不可能选择谁是你的父母。但孝道要求你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也必须服从。第二，孝道过度强调对家庭的忠诚，淡化了共同体成员的公共责任，削弱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我们中国人至今所有的那种政治冷漠、缺少公共责任、缺少对陌生人的同情等等“国民性”，和孝道所主宰的人际关系和政治伦理都不能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