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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让蛇吞了象(1)

让未来记住今天(上) 作者:杨澜


柳传志,1944年4月29日生,祖籍江苏镇江市。 1961到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 1967年到1968年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 1970年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1984年创立联想,至2002年任联想集团总裁。 2002年至今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写给2107年的人们

2007年,我63岁。之所以我要特别强调我的年龄,是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亲身经历过解放后的中国所有的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场面。中国人从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得到尊严、扬眉吐气、空前团结到1957年的“反右”,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再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恐怖的乌云笼罩在中国上空,一片昏天黑地。这是精神上的天上地下的大反复;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地复苏,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中国人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然而,仅时隔一年就出现了史无前例荒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致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惨不忍睹。从此中国人和“饥饿”二字就结下了长期的不解之缘。真是从火里到了冰里。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面对同样的事实,今天的历史学家说法不一。不知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能不能客观真实地为后人描绘这段1949-1978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因为有了这个年龄优势,我看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和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看法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我会带着历史的比较和穿透去看事情。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我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叫联想的企业的主要创始人。联想1984年初始的时候只有20万元的资本,到了2007年,我们已有600多亿元的总资产,旗下公司的总营业额1400亿,有3万多名员工。我之所以说明这一点是因为企业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企业家就必须除了关心自己的业务,关心自己的员工以外,还应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社会,除了关心中国的,还要关心国际的。因此我认为我看2007年的中国,视野相对会更广阔,角度相对会更客观。

2007年的中国——欣欣向荣,活力四射同时也充满了矛盾。

如果是离开北京20年,而在2007年又回到北京的人,他的感觉绝不仅仅是不认识这座城市了,而是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北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会变得这么雄伟、大气和现代化。中国城市的变化可不仅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我到过的所有的中等省会城市都有惊人的发展。原来报纸上公布的每一个省市的GDP的增长速度、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数字都具体地有实物对应。在中国还觉不出来,一出国访问不自觉地就会挺起胸脯:看到拉美的墨西哥、秘鲁首都城市的贫民窟铺天盖地、鳞次栉比;到了美、日、法国、北欧国家,漂亮是漂亮,但几十年一贯制,几乎没有变化,看着他们,你再对比中国才知道什么叫日新月异。

1972年我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我通过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类似自行车棚的房子,那时我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最多的时候我们家在这个车棚里住过7口人,而且一住就是13年。而今天我的同事,这些年轻白领,有房有车,房子的面积大都是100平米以上。不说这些精英,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北京人均住房面积19.5平米,这以前是敢想的吗?

说来惭愧,我爱逛的商店除了书店就是食品店。这是因为饥饿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记得以前逢年过节,男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到菜市场去买菜,要起大早在菜市场开门之前就排在前面,一开门就往里冲,以便在凭票定量供给的猪肉和鸡蛋之外还能买到一只鸡。现在逛食品店,看见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真是过瘾——当然是过眼瘾,我已经进入了“有豆没牙”的年龄,医生和太太以保健为名,联合起来努力遏制我解馋的快乐。当我看到人们用薪酬中相对不大的比例就能享受我们过去做梦也享受不着的美味,我真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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