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国家之父”

我们知道，无论在个人生活、政治生活还是银行业生活中，柯西莫·德·美第奇都是一个天生谨慎的人——然而，在资助方面他为什么如此恣意挥霍？这里有一些原因，每一个都是他整体性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首先他感到内疚，因为尽管宗教组织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基督教明确禁止放高利贷：“如果你借贷……，你将不会索得利息。”（《圣经·出埃及记》22：25）而且，很多其他的文献对这方面的规定，也都很明确。柯西莫也注意到了基督的声明：“财主进上帝的王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圣经·马太福音》）生活中，柯西莫自始至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坚决认为美第奇银行的分户账，和当时所有其他银行的一样，应该把这样的题词置于企业的显著位置：Col Nome di Dio e di Bona Ventura（在上下文中，这句话时常被译成“以上帝和利益的名义”，后者把银行家解释成“好运气”）。中年的时候，信念和追名逐利的行为之间的矛盾，开始困扰着柯西莫的良心；早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在教皇尤金四世住在佛罗伦萨期间，他总是在私下谒见他。为使他的良心得到宽慰，教皇建议他资助重建圣马可修道院，柯西莫立刻任命米开罗佐着手这项设计，这项工程最后花掉了三万多弗罗林。这是一笔巨款，不过，柯西莫似乎把这个工程看得很重；他甚至在圣马可修道院里为自己留了一间单人小屋，他将退隐在那里长时间地沉思。在沉思期间，他开始与该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皮埃罗奇探讨神学，安东尼奥·皮埃罗奇是一个有着严厉作风和性格，而又让人十分钦佩的人，由于他高尚的精神品德，所以在他死后，被奉为圣徒。

皮埃罗奇个性中的某些东西，深深地吸引着柯西莫，或许就是这个圣洁的修道院院长，说服他去请求完全宽恕他的罪孽。在有关贷款的问题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这种行业获得的全部所得，赎回他自己。这将对柯西莫绝对慷慨地资助文艺复兴，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通过仔细研究机密账簿，暴露出他仅用于资助就花掉了六万六千弗罗林，也不能确定他的全部所得。估计柯西莫从他的父亲乔凡尼·迪·比齐那里继承了十万左右弗罗林，尽管有巨额的慈善开支，估计他还留有二十万弗罗林。

不能否认，柯西莫资助慈善事业的动机不全是精神上的。它们当然促进了他的政治目的，并且提升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地位，而美第奇银行也声名鹊起。众所周知，柯西莫为在巴黎的佛罗伦萨学生重建了寄宿学院，并整修了在耶路撒冷的意大利圣灵教堂（Santo Spirito）。然而，他仍然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像我们从同时代的维斯帕西亚诺那里知道的那样，他在记录里这样叙述：“我知道佛罗伦萨的习俗，我们的美第奇将被流放五十年，但我的建筑将保持原样。”他希望因他资助的工程而名垂千古。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他总是选择资助公众看得见的工程；当遇到那种更私密、影响面较狭的资助时，比如绘画，他会把这些留给他的儿子皮耶罗和乔凡尼来做。

柯西莫对他死后美第奇家族能永久保持势力信心不大，但他确信，他活多久，美第奇家族就能统治佛罗伦萨多久，任何潜在的政治对手很快将会被告诫离开。许多财富都是在柯西莫“执政”期间赚得的，而在佛罗伦萨，金钱就意味着权力；在这座城市遵循着共和政体的理想，至少部分是这样的——当然超过意大利的其他城市（或是欧洲）。在佛罗伦萨，按照传统，权力掌握在生意阶层手里，而拥有土地的贵族，明显被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他们可以拥有贵族头衔而没有选举权——一些人设法以成为贸易公会的会员的方式，规避这条禁令。

当柯西莫注意到任何一个家族正在充分积累财富，有可能成为反对势力的中心的时候，他不会放慢颁布秘密警告的速度。不过，尽管这一切是秘密进行的，但警告会被直截了当地下达：这个家族的首领将会以购买国家土地的方式来分散他的资产，然后被封为贵族；否则，他将面临检查员的审查，从而导致破产的资产评估，这些检查员全部都是美第奇派出的坚定分子。

柯西莫的势力无处不在，一个来佛罗伦萨的外交使节曾评论说：“任何事都能做到的人是柯西莫……没有他，什么事也做不成。”然而，他的权势仍然很难表述；他不是政治机构成员，他只是政治幕后的权势，这样的权势很难被反对或是被根除。用20世纪著名的文艺复兴历史学家黑尔（J R Hale）的话说：“如果把意大利最高的治国荣誉给佛罗伦萨，柯西莫不是没有理由被比作芝加哥或达拉斯行政区的政治‘首领’，或是黑手党势力范围里的‘教父’。”这是很公平的评论——大量血腥的行为都是以他的名义干的，要不是必须他直接命令，夜晚的时候，在幕后——作为一个专制政治体制，仰赖一个如此广大的民众的默许是很困难的。佛罗伦萨市民明显感到他们需要他们的教父；即使他们不必要拥有他，他们知道，对于佛罗伦萨的现在或将来，别人怎么抉择都不是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