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村上春树的绝大多数作品，在此情形下，我的这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能够和中国读者见面，令我感到十分高兴。

2006年村上春树因获得了弗兰茨·卡夫卡奖而成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同一年，在我所任职的东京大学，世界各地村上文学的翻译者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关于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报刊杂志等媒体的报道反复传递着一个信息：村上春树的文学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在历经十年之久的经济停顿，贫富差距不可逆转地日益加剧的日本，村上春树跃居世界级畅销作家之列，这件事作为当今日本屈指可数的美谈之一在社会中流通和消费。在这一意义上，作家村上春树已经成为一个日本新兴文化国家主义的中心。

我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在书中，我将《海边的卡夫卡》批判性地细读为一部“处刑小说”。这部小说与弗兰茨·卡夫卡之间的相关之处，在于主人公卡夫卡少年对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有过十分具体的提及。卡夫卡少年关于《在流放地》的认识是，它是讲述了一部“奇特的行刑机器的故事”。

所谓“行刑机器”，其实是一部特殊的印刷机。它将判决文用钢针刺刻在受刑者的身体上，受刑者只有通过自己的伤口才能辨认出其中的内容。所以，无论任何一种罪行的判决，其结果都是受刑者被无可逃避地处死，而与罪行的轻重没有丝毫关系。也就是说，将语言同暴力，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无媒介地结合起来，正是这架“行刑机器”的主要特点。对此，卡夫卡少年认识到：“那种复杂的、其目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着重号为小说原文所有）。

可以说小说中卡夫卡少年的故事，即是沿着与“行刑机器”相抗衡或者试图从中逃脱的方向展开情节的。针对语言与暴力两者毫无媒介地结合起来的事态，卡夫卡少年之所以有“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的认识，是因为他经历了四岁时被母亲抛弃的体验，此外，另一原因是他受到父亲田村浩一与俄狄浦斯神话对应的语言化的诅咒：“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

卡夫卡少年对母亲离家出走时“甚至没有紧紧抱我一下，片言只语都没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始终被“难道我连被母亲爱的资格都没有吗？”（着重号为小说原文所有）的疑问所折磨。正是这种精神创伤（trauma）使他成为一个“空幻的人”，从而决意在十五岁生日那天离家出走。

《海边的卡夫卡》的奇数章，叙述的是卡夫卡少年出走后在四国的经历。而偶数章的主人公，则是在战时就读小学时失去记忆，此后一直不认字却能理解猫语的中田老人。他杀死了生吞猫的心脏而自称琼尼·沃克的男人。在小说中，琼尼·沃克被设定为卡夫卡少年之父田村浩一的分身角色。

卡夫卡少年意外发现自己身穿的T恤衫上沾染了来历不明的血迹，而为此惊恐不已。当他向姐姐一般的女性人物樱花寻求帮助时，和樱花发生了性行为。并且，卡夫卡少年同他想象成自己母亲的甲村图书馆馆长佐伯，也发生了性关系。此后，佐伯将记录自己人生的“三本文件”托付给中田烧毁，旋即死去。结果，《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正如“行刑机器”的判决文所判定的那样，兑现了“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诅咒，而其全部原因被归结为卡夫卡少年曾被母亲抛弃，从而，最终将一切结果都作为毫无办法的无奈之举予以了宽许。换言之，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在故事最后，通过将与田村浩一和佐伯两人之死相关的中田这一人物杀死，巧妙地完成了一部“行刑机器”的文本功能。

然而，《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处刑小说”自2002年9月10日发行后，却被很多日本读者作为可以带来“疗愈”的故事阅读。所谓“疗愈”即healing，是指对大多属于精神创伤（trauma）的心理疾患的疗治。

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日本社会中，“疗愈”或“渴求疗愈”等说法，成为覆盖各种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语。首当其冲的音乐领域自不待言，影视、绘画、漫画，甚至明星偶像、动物宠物也被使用“疗愈型”这一新兴派别来单独进行分类。这说明，在日本社会中出现了大量患有“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以下简称PTSD）症候的人群，他们有渴望得到“疗愈”的迫切欲求。

TSD，是指在经历过地震、洪水、火灾等灾难体验，以及强奸被害体验、虐待体验、战争体验和战争被害等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自我同一性（或自身尊严）遭受深重创伤之后产生的心理性、精神性生理障碍。

如果针对日本社会进行分析，众所周知，1995年1月17日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和3月15日由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曾为全体国民带来深重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因1997年的非法交易导致的不良债券，终于使山一证券在翌年宣告倒闭。此后，日本各大金融机构纷纷陷入运营危机，日本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众多职员遭到解雇。雇佣形态的急剧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竞争和经济落差。

村上春树在1997年3月和1998年11月分别发表了《地下铁事件》和《在约定的场所》两部作品。前者是由对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事件”被害者的采访手记所构成的纪实文学；后者则收录了对奥姆真理教信奉者和离教教徒的采访，以及同河合隼雄的对谈。由于此前的村上春树是一个始终刻意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与历史语境不相干涉的作家，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于他能够直面时代危机抱有过很高的期待。

然而，《奇鸟行状录》三部曲于1995年完成之后，时隔七年之久推出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却彻底背离了我的期待。因为在《海边的卡夫卡》的作品内部及其被读者接纳的方式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在日本已经社会化和大众化的无意识的欲望，以及一个作家与此相迎合的具有危险性的文学转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边的卡夫卡》特意选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大规模多起恐怖事件”一周年的前一天正式发行。在支持布什政府以攻击阿富汗为开端的“反恐战争”的国家中，共通地蔓延着PTSD症候。面对占据压倒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的国家和地区，被逼无奈者采取孤注一掷性的暴力行为，继而导致遭受报复性军事打击的循环和连锁，如此的事态至今仍在延续。在实现了对财富与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权力下生存的群体中，出现全球化PTSD症候正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就这一意义而言，将《海边的卡夫卡》作为提供“疗愈”的小说推动流通和消费的市场业已形成，在如此状况之下，这部小说的市场战略是十分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