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椅上没有尸体，地板上也没有，阳台上根本没有人。我四处查看有没有血迹留下，没有，阳台上连个血渍都没有。我再端详安全墙，上头并没有拉拖过东西的痕迹。我站在墙边，手抓着铁栏，将身子尽可能往外探出，我往楼下张望，沿着墙看到地上，正下方有一丛灌木，临近是一道狭长的草皮，接着是石板步道，之后又是一道草皮，再来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围成的篱笆。我估算一下距离，这个高度要目测并不简单，我想至少有三十五英尺吧。篱笆之外，海水正如细沬般覆盖上半裸露的岩石。

印象中拉里·米切尔比我高半英寸，但是比我轻十五磅左右。他不是那种能拖着自己一百七十五磅的体重，跨过铁栏，大老远走到海边，掉进海里的人。那女人几乎不可能不明白这件事，我只是说几乎，千分之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拉开落地窗，走进屋里，关上它，接着走到床边。她似乎仍在沉睡中，鼻息仍旧浓重。我用手背轻触她的脸颊，触感湿润，她微微挪动，还呢喃着什么，然后叹口气又再埋枕头里。既没有鼾声，也没有昏迷，不到不省人事的状况，所以她吃的安眠药应该没有过量。

她总算是跟我说了一次实话，虽然只是一点该死的小诚实。

我在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找到她的皮包。里头有一个拉链皮夹，我把旅行支票放进去，继续找找里面有什么线索。拉链皮夹里面有叠捆紧的现钞，一张圣塔菲的时刻表，一个原先装支票的夹子，后来塞了火车票票根以及卧车包厢的订房单据，她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地亚哥就是住第十九车厢，E号房。没有信件，查不出她的本名，就算有大概也被锁在行李箱里。皮包里则主要都是些女人的用品，唇膏、粉盒、零钱包、几个银币，以及一串挂在小铜虎造形圈上的钥匙。另外有一盒烟，开过但没抽几根；纸板火柴，只用了一根；三条没绣姓氏的手帕，一本小型通讯簿。我翻找着通讯簿，里面一片空白，还没用过。此外，皮包里有一副太阳眼镜，装在金箔镶边的镜盒里，盒子上也没有名字。一枝自来水笔，一枝金色外壳的铅笔，总共就这些。我把皮包放回原位，在桌子上找旅馆的笔和信封。

我拿起旅馆的笔写下，“亲爱的贝蒂：抱歉我没死成，明天再跟你解释。拉里。”

我将纸条收进信封，封好，写上贝蒂·梅菲尔德小姐。再把信丢在地上，装成像是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样子。

我开了门，离去前把门带上，走回防火梯，最后大声叫道：“去你妈的！”再走回电梯前按下电梯键。电梯没上来，我再按一次，并压着不放。终于电梯来了，门一开，里面是一个睡眼惺忪的墨西哥年轻人，朝着我打了个呵欠，然后冲我笑，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我也报以微笑，告诉他没关系。

一楼正朝电梯的柜台一个人也没有。电梯服务员坐回他的椅子，我还没走出六步，他就睡着了。这个时间除了马洛谁都觉得困，二十四小时都是他的干活时间，有时候连费用都不收。

我开车回朗齐奥·德斯坎萨多，也没瞧见有谁还醒着，我困得半死，却还得收拾行李——把贝蒂的枪压最下层——拿十二块钱放进信封袋，准备出去的时候连钥匙一并丢进柜台门口的信箱。

我开到圣地亚哥，把租来的车归还，在车站转角找个地方吃早点。七点十五分我赶上一辆直达洛杉矶的两截柴油车，一路不停，十点整到站。

我乘出租车回到家，刮了胡子冲个澡，又吃了一顿早餐，一边翻着早报。大约十一点钟我拨电话到克莱德·乌姆内先生的办公室，就是那个律师。

电话是他接的，恐怕弗米利耶小姐还没起床呢！

“我是马洛，我在家里。我现在过去方便吗？”

“你找到她了吗？”

找到了，你跟华盛顿那边联络上了吗？”

“她在哪儿？”

“我希望见面再说。你跟华盛顿那边联络上了吗？”

“我希望你先把消息告诉我。我今天还有一堆事要做。”他听起来火气很大，毫无耐心。

“我半个小时后会到。”我迅速挂上电话，再拨到我那部奥斯摩比车所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