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做到大学校长，都是斯文人，总应该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了吧？

不幸得很，在中国这地方，什么事儿都邪行。和尚要练武术，大学校长，也未必这样文气的，砸汽车打人的大有人在。

砸汽车和打人可都不是开玩笑，真有其人的。

砸汽车的，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何许人也？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台湾大学校长怎么会去砸汽车呢？这里面实际有点儿不太准确，确切地说需要作两点纠正，第一点是傅先生并不是自己去砸汽车，而是号召别人去砸汽车；第二点傅先生号召大家去砸汽车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大学校长。

那是五四时期，傅斯年还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一个有学问的小FQ（愤青）。

五四时期是怎么一个时期呢？大学生闹事敢烧外交部长家房子的时代。钱玄同说的所谓“人过四十就该死”的时代。

能和钱玄同“人过四十就该死”相提并论的振聋发聩之言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据说傅斯年作此言，是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发出这样的抗议。

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

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

是，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

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

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骂“我×你妈”。

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已经过去了大约90年，梁先生这句话今天还是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呢。

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教唆之罪。

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做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做一段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主张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

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台湾办台大，只办了不到两年就病死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地址还是很浪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