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曾任“民风乐府管弦乐团”的负责人，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经费无法负荷，也因为太不实际而宣告结束了。民风乐府在举行演唱会的同时，也试图演出歌舞剧，在人力财力不足的情况下，1983年勉力做出“与我同行”演唱会，其中有一小段的“歌、舞、剧”，由林丽珍训练大家舞蹈，金士杰、卓明教导舞台肢体动作，主要演员有郑怡、邰肇玫、李宗盛、苏来，此外陶晓清、吴楚楚、杨芳仪、许景淳、李昀陵都参加了演出。

1995年举办过“民歌二十年”演唱会后，民风乐府正式转型成为“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民风乐府以“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名义进行各种民歌纪念活动，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

与民风乐府同时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实验性团体是“天水乐集”。天水乐集工作室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建复六位民歌风潮中的佼佼者所组建的，他们均在工作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李寿全担任工作室作品的策划及执行制作人，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则负责词曲的创作，而蔡琴、李建复则用各自的歌声来充分表现工作室集体创作的作品。

天水乐集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以独立工作室的名义建立版税制度，为歌手和音乐人赢取应得的利益。这种被视为“忘恩负义”的行为在当时唱片界引起轩然大波。天水乐集工作室共推出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李建复的《柴拉可汗》，另一张是李建复、蔡琴的合辑《一千个春天》。这两张唱片共花掉了240万的制作费用，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投资方四海唱片并没有回本。李寿全说：“专辑卖得不够好，害四海没赚到钱，所以第三张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做了。”

这两张专辑堪称民歌时代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虽然不叫座，叫好声却持续了二十多年。其中以李建复的《柴拉可汗》最为突出，该作品统一的音乐风格已经充分具备了“概念性专辑”的雏形。

1982年，因曲高和寡，随着李建复与靳铁章去当兵，许乃胜的出国，天水乐集工作室宣布解散。

天水乐集工作室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推出了这两张力挽狂澜的经典专辑，而在于它的出现在台湾乐坛上首开独立制作唱片的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建立版权和版税观念，为现代流行音乐的专业化制作开辟一条新的路途。

除了天水乐集，同期其他比较著名的工作室还有罗大佑、邱复生、张艾嘉的“果实”，李寿全的“李约”，钮大可的“赫立”，谭健常的“巨翼”，陈扬的“比特”等等。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台湾唱片工业呈现出群雄并起、新旧交陈的现象，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如拍谱、新格、滚石、飞碟、东尼、乡城、光美等与以前的唱片公司如四海、歌林、海山、环球等，不久就演变成由滚石、飞碟两大唱片公司主导1980年代国语流行歌曲走向。滚石唱片由民歌运动中的主要平媒《滚石》杂志转化而成，创始人是段钟潭与段钟沂两兄弟；而飞碟唱片的创始人却是民歌运动中最重要的民歌手之一吴楚楚。

民歌手因同时具备演唱与创作词曲的能力，使乐坛上出现创作型歌手，同时因反映时事、批判社会的歌词，也开发出人文歌手的称号，使民歌运动之后的流行音乐产生更多的风貌。继罗大佑被誉为批判歌手之后，国语歌坛的黄舒骏、郑智化、陈升，台语歌坛的陈明章、朱约信、萧福德、伍佰、林强，都以关怀社会、重视人文的风格出现。另外像李宗盛、吴楚楚、邱晨、叶佳修、罗大佑等民歌手，已由歌手——词曲制作——经营人的转换，造成1980年代流行工业的生产的变化，同时加速校园歌曲向流行歌曲的转化。

进入1990年代之后，台湾岛内开始有大量的翻唱民歌专辑出现，在事隔多年后的今天，那些翻唱专辑往往是我们了解台湾民歌的另一扇窗口。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张清芳的《出塞曲》专辑，南方二重唱的五张《回归线》专辑，老一辈的民歌人物蔡琴也曾出版过《民歌蔡琴》和《遇见》等翻唱专辑。

如今，各种民歌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大多都在怀旧，怀念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发出的各种声音。怀旧不仅仅是因为对现阶段匮乏的背叛，更是一次对内心深处的最遥远也是最艰难的回返。

2005年，现任“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的吴楚楚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对民歌运动终结的看法：民歌其实从来没有没落过，“如果重视的是背后的原创精神，不止不曾没落，反而愈发壮大，鼓励更多人走上音乐创作道路，哪怕表现手法不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