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多经济理论一样，产权理论形形色色。而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独独选择了西方产权理论中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世界里，产权安排对经济绩效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产权自由交易的条件，并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私有产权是最明晰的产权，所以最有助于增进经济绩效。

“科斯定理”实乃“科斯谬误”。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源于所谓“科斯定理”，但是“科斯定理”在作为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奠基人和最重要代表罗纳德·哈里·科斯那里从未有过明确的表述，只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科斯定理》条目如是表述：“科斯定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仅仅是同义反复。”中国著名西方经济学说史学家吴易风认为：科斯定理很难说是一个定理，充其量是个未经证明的假说。科斯主要代表作是《企业的性质》(1937年)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科斯自己曾表白，“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科斯定理”与新制度经济学在沉寂多年后，于苏东巨变期间突然“焕发生机”，一时间洛阳纸贵。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玄机？自由派经济学家、自诩为得到科斯真传的张五常一语道破：“高斯定律(科斯定理)”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科斯定理”功勋卓著，科斯本人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1989年)一文中直截了当：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The Coase Fallacy)。这位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经济学中也许没有一种神话像我要说的产权神话那样影响深远。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他认为，明晰产权，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并非关键问题，甚至是不必要的。“私有化不是万应灵药”，“私有化不能保证经济有效运行”，“没有私有化，甚至没有清晰地界定产权，也能成功地进行市场改革。”他还指出，西方顾问前去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片面强调产权而忽略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西方，大型股份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的资本所有者几乎完全同管理职能相脱离。企业经营的好坏是企业治理问题，与所有权没有直接的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地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全面私有化”。巴西拍卖了大约80%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大约800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但是截至2000年，却要偿还12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在许多国家，私有化已经彻底搅乱了社会经济，以至于私有化被描述成“贿赂化”。俄罗斯的决策者正是按照美国顾问的建议拍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赠送）了几乎全部国有资产，消除了国有股的“一股独大”，然而改革的最终结果是，经济效率并未提高而腐败更加严重，导致经济持续萧条和严重贫富分化，从1992-1998年，俄罗斯大众从大张旗鼓的私有化中仅得到相当于GDP的1%的收入，其余全部落入“寡头”集团的腰包，约2/3的新企业主是原来党、政府的官员与企业的管理人员，由此诞生了暴富的“新俄罗斯人”，西方媒体反过来则将俄罗斯称为“强盗国家”。

世界经济史并没有给明晰的产权与经济绩效的增进之间的关联以有力而清晰的注解。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事例，即产权明晰或产权保护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中世纪，莱茵河是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一条重要的欧洲贸易通道。商船支付一笔小额过路费，便可保证通行无阻。但是到了13世纪，帝国实力走弱，德国的贵族们开始沿着莱茵河两岸修建一个个产权明晰的城堡，对来往商船征收过路费，收费亭越来越多，水运越来越没赚头。最终，莱茵河水依旧流淌不息，商船却日趋稀少。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有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侵占了公有地，侵犯了公共财产，但是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奥地利等国在二战后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众多专家认为，这一政策大大推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

英美经济并没有全面私有化。今天，即便在新自由主义滥觞的英美，也没有将自己牢牢地束缚在“科斯定理”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绳索之下。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反对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有限责任会导致管理者逃避责任。1720年，英国还通过《欺诈防止法案》（又称《泡沫法案》），禁止成立新的有限公司。巴西著名学者特奥尼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指出：即使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经济也没有全面私有化，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在英国石油工业的重组中，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股票，主要是便于政府对经济进行有效控制。同期的里根政府也是动用国家力量，增加国防、军事开支，以复兴美国经济。在美国，企业、学校与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但是一旦有重要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范围，任何发明者都不能随便将其转移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私有产权。美国银行虽然是私有的，但是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可以撤换管理层，中断分红，停止营业，甚至没收。美国有条例明确规定，股东大会对政府的上述行为没有任何否决权，而且任何法庭都不能接受股东的上诉。世纪金融大危机，英美等国不惜采取国有化等“极端手段”稳定金融市场、拯救资本主义。这清晰地展示，经济领域没有政策的最优化，只有利益的最大化，统治阶级只是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来选择适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