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中国在传统污染问题（空气、水、酸雨、土壤、海域等污染）依旧十分严峻的态势下，温室气体排放等新型污染也在迅速增加。

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 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是，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增量迅速，未来十年内势必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西方有报道渲染，中国如今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碳排放国。

中国“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此决定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由于能源结构的刚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和资金的制约，因此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政府不但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国内责任，如今扑面而来的是多种多样的国际责任，减少碳排放只是新增加的一种。

在《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今仍享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但是，中国要捍卫这种权利，已经越来越不轻松。首先，美国一直将中国作为它拒绝《议定书》的“挡箭牌”，布什政府就认为，不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设置控制标准是不公平的。其次，2006年8月，巴西推出了一个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全面设计方案（《圣保罗案文》），呼吁限制中国在CDM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也就是，在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人口之时，逼迫中国提前进入“买碳”行列。

更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在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以高姿态积极介入。明确提出以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内容的绿色能源战略。5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确立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已在预料之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限制会变得日益严厉。因此，可以预期，一旦美国采取行动，世界多国将仿效美国的做法。而拒绝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将面临制裁。

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Carbon Tariff)，这将有助于公平竞争。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欧盟一直积极倡导，对未遵守《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西方已经着手“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竞争战略布局。

那么，中国为此做了些什么？2008年4月，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业务部门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中国新疆和四川的农村，并将碳减排的补偿额度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注册，并被封存。中国官员非常高兴，“通过使用沼气减少氮肥和机械使用的四川60万户农民参与该交易”，“要让农民知道，除了农产品，还可以卖碳排放指标”。当中国还在乐颠颠地寻找卖碳商机、忙活着与美欧经济战略对话时，西方的气候变化软刀正指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