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在总出口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是因为相关产品出口的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据国内研究机构测算，2006年中国的“内涵能源”出口量达6.3亿吨标准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5.7%；净出口“内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占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5%以上。“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2007年11月，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但是，当今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话语权、裁量权也在它们手中。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一旦碳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约束推算，未来电价至少得上涨一倍，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电成本就会超过了三四百元，如此相较于美国，中国新能源的电池组件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中国GDP为4.2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5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43万亿美元，进口1.1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口约占34%，净出口约占7%。碳关税的征收必将对中国外贸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原煤储藏丰富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是，在国际责任的重压与未来贸易大棒的高压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将被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有关部门以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相关推算，当年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的影响较大。在2020年之前，中国一直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就是保稳定”。因此，碳排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危险就是财富的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碳关税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此外，依照《圣保罗案文》，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中国将由“卖碳”者变为“买碳”者，企业的利润由此将被大量分流。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相关部门提出了遥远的、或者说不切实际的超主权货币，恰好给西方正在酝酿的碳货币本位的推出提供契机。由此，中国可能将在“美元陷阱”与“金融陷阱”中越陷越深。

全球气候变暖，增进国际合作，发展低碳经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对中国而言，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中国负责任形象的展示，也是中国在经济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所在。但是，中国的行动应当更具战略眼光，在关注天空的同时，应当密切留意脚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