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头羊”，是因为美国强而有力的创新，长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科技领先是美国军事实力独步世界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关键。美国每年在研发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76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0年的2650亿美元，2002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投资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总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国的科技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使美国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生产中居于领导地位，直到上世纪末，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一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

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润垄断化与集中化，使得美国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到金融领域。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集中培养两大类人才，早期的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打造为主导，成为牧师、政客或学者的摇篮；后来出现公立的赠地学院，在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近几十年来，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发达，精英教育日趋世俗化、市场化，传统名校集中培养商界和法学精英，不少非但没有成为西方传统社会良心的卫道士和制度设计者，反而成为资本社会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锋，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公司买卖和媒体的最前线，成为资本寻租的得力干将，将资本对社会的侵夺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科技创新到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金融创新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向美国，而且由广大发展中国家逆向流动到美国。这实际就是“向不可能挑战”，因为资本总是向能够提供更高回报的地方流动。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资本充沛而且经济增长率低，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也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经济增长率高，资本回报率也相对较高。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资本应当是从低回报的地方流向高回报的地方，也即从发达国家、从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为了维护美元地位、维护美国金融霸权，美国需要国际资本逆相流动。金融创新就是因应这一“向不可能挑战”的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出大量能提供高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承担金融创新重任同时也是承担美元霸权、美国金融霸权重任的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与一般科技创新的重大区别在于，首先要打破道德底线，模糊创新与欺诈的界线。这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金融领域没有道德”的真谛所在。因此，华尔街的职能演变（从提供金融服务到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其中，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发展应是推动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则又加速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方向发展。而美国金融当局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其实就是纵容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以因应美国霸权的需要。

透过华尔街的演变即可推知美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在过去20年，华尔街起着经济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经济的心脏，供给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资金。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远远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而是努力发展金融工程制造业，设计和制造多种且数额巨大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中多数产品流动性很低，没有市场，无法依靠市场定价，只能按照模型或者管理层来设定价格，因此隐藏巨大金融风险。此外，各类金融衍生品都竟相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由于资源过多流向金融领域，导致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战后的约40%到现在只有15%左右，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战后的约5%升到现在50%左右。国民经济严重虚拟化，导致头重脚轻，失去重心。

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都要经过多次实验或验证，才能正式推广使用。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华尔街，发明难以数计的金融产品，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就直接投入市场，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职，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严重偏离。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