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人傻的中国人不断被忽悠，美国人吆喝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对“美国制造”的迷信缘于一个简单的思路——“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相关学者曾为之界定为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后发优势”。

对美元的迷信。在一些机构的负责人那里，认为美国国力强大，美元与美元资产无可替代。美国力量的确非常强大，以至于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对美国构成有效制约、制衡的力量，这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更易于倾向以邻为壑，转移风险，转嫁危机。

其实，美元就是一种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绿色的纸张，是一种电子符号。在金本位与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国金融当局受到黄金的约束，或受到“克里芬难题”的约束，发行货币还是比较谨慎。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无拘无束，大肆印制与发行美元，令美元泛滥成灾，国际流动性严重过剩，金融市场趋于动荡。

相对美国经济规模，美国国债无论是总债务还是年度赤字，其比例都远远超出国际警戒线。美元的风险不仅在于美国的偿债能力，而且还在于美国的偿债意愿。双赤字制约美国的还债能力，而美国霸权“制约”了美国的还债意愿。美元贬值是美国还债的最好方式。

正是由于对美元的迷信，使我们丧失了理性思维，违背经济常识，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即外储的70%投资于美国债券，如今使中国深陷“美元陷阱”，而且可悲的是相当一部分尚未觉悟，继续像吸食鸦片一样，不断增持美国债券。

对美元资产的迷信。国际金融危机的警报并未解除，世界经济的衰退仍在持续。中国的相关高官与高管仍然认为，持有美元资产要比其他货币资产更加安全，更有收益。其实，美国当局急功近利，不断陷入“格林斯潘困境”，即囿于眼前利益，当局往往为解决一个问题，而会为未来埋下一个更大的问题的隐患。目前，美国为解决信贷危机，拼命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由此极有可能引爆美元危机与财政危机。尤其是美元“硬着陆”风险不仅存在，而且还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的一些财金高官与高管总想有点作为，总想到美国那里“有所作为”，捞点什么。先是抄底，结果抄到半山腰，搭进去诸多银子。后来，又萌发奇想，吸引那里的“人才”。要知道华尔街的人才主要是些什么货色，这些不讲道德、失去诚信的“人才”搞乱了美国，我们不拘一格引进，恰如引狼入室，未来要搞乱中国。

也有“高明者”提出，不能买美国债券这样的“有毒”资产，而应买美国的优质资产，如美国的土地、企业、科研机构等等，所有的视线都离不开美国。实际上，美国早已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与安排，使得中国只能买国债、机构债这些“有毒”资产，只能买美国IMB个人电脑业务以及“悍马”这样的“包袱”资产。这就是《超限战》作者乔良将军所提出的“聪明的请回答我，为什么会有‘中国美元’与‘美国美元’的区分？”其实，世界舞台很广阔，投资对象众多，为何偏偏要在美国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无他，中毒太深了！

对美国机构的迷信。世纪金融大危机，使美国金融机构贪婪、缺德的本性水落石出。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华尔街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购入抵押贷款、或从“两房”那里取得“抵押担保证券”（MBS

）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以价定级，价高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靓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购买持有次贷债券的有各类银行、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其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赌博，从中赚取巨额佣金与分红。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07年华尔街高管奖金总额高达400亿美元，而金融风暴肆虐的2008年华尔街高管的奖金仍高达184亿美元，几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当国际投资者因华尔街的“缺德产品”而损失惨重、欲哭无泪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依旧在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为此做了精辟的总结：“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金融只讲规则，不讲道德”不只是索罗斯的一家之言，而是“华尔街共识”。世纪金融大危机清晰展示，美国金融机构只有利益的引擎，没有道德的舵盘，大船航向何处，无人知晓。

长期以来，中国财经界的一些人士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情有独钟，迷信的主要因素有：说英语的白种高端人才集中、管理先进、产品科技含量高、财源滚滚等等。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有高官、高管甚至直白，中国金融要是被美国机构接管了，象墨西哥那样，就能实现金融稳定了。所以，一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主要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开放，这些机构的高管与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直是中国某些高官、高管的座上客。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狼、鳄、鲨的本性认识远远不足，不仅认识不足，而且还引狼入室。如此，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融资顾问以及评级、审计等好赚钱、赚大钱的机会都给了这些机构。中国有关部门还规定，中资机构必须通过外资金融机构购买用于避险的金融产品。五矿、株冶、国储铜与中航油都因监管机构的指引与自己的恶性投机而出现巨亏的惨痛教训。

对美国以及美国思想的迷信。对美元的迷信、美元资产的迷信、美国机构的迷信实际就是对美国的迷信、对美国思想的迷信、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迷信。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一些国际会议、会展、商贸洽谈，以请到说英语的白人之比例高低作为成功标志，如此通常日本人、新加坡人等黑头发、黄皮肤的也是不太受欢迎的。个别部门领导“习惯”用英文给属下批示，尤其是他不喜欢的、英文不好的属下，研讨、会议不论规模大小，是否是国际会议，只要有美国人在场，往往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英文。

清华大学的学生质问来校演讲的克林顿前总统义正辞严，但是过后去美国跑得比谁都快。某诺贝尔奖获得者，2005年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鼓吹他的“世界货币”，五年后来北京中国大饭店演讲还是那套东西，连演示课件似乎都未多少改变，即便如此，台上台下的经济学者都在洗耳恭听。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垄断着中国高校的经济讲坛，还部分主导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他们一直在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孜孜不倦地“以美为师”。[1]

新自由主义泛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恶果：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国民经济日趋外资化，中资企业被不断边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讲求礼仪、注重伦理与弘扬道德的中国人，越来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残童现象”、“黑砖窑事件”、“毒奶粉风暴”等等挑战中华乃至人类文明道德底线的骇人听闻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仅严重损害的广大民众利益与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严重挫伤民族产业，重创民族品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有意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金融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金融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美国制造”的神话已经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