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主要渲染文化意义上的“威胁”，集中体现在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冲突。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淘金”的华人视为白人“饭碗”的抢夺者，华人成了“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

渲染政治意义上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朝鲜与越南战争后，美国视中国如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红色威胁”，担心中国的“红色革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竭力围堵中国。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之后，美国媒体形容中国为“一只孤独的狼，氢弹在握，仇恨在心”。1970年《外交》杂志有一篇文章写道，“有的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面对现代世界的睡美人。而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它是个将要吞噬掉亚洲或半个世界的怪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美国“反华”追随者说不出一二，倒是中国的百姓可以历数美帝国主义从“门户开放”、“八国联军”、“一二九运动”、支持中国内战、阻止中国统一等等一个接一个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宁。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力迅速上升，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又一次得到验证。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贞在《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应算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199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办刊物《政策研究》秋季号上发表了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撰写的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基金会为此还专门发表了新闻公报，指出中国将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有评论认为，这应是吹响美国“中国威胁论”的第一声号角。美国媒体借机推波助澜，“中国威胁论”由此汹涌成潮。

炒作经济意义上的“威胁”。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论文《谁来养活中国？》，一年后出版成书。布朗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其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未来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巨大的粮食缺口。为此，中国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

1995-1996年间，台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掀起了第二波“中国威胁论”。《时代》周刊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的集中体现，该书也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全面、代表性阐述。1998-1999年间，以《考克斯报告》出炉以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为代表，美国内掀起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报告》渲染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似乎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廷珀莱克，在他们合著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中，大肆渲染“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2001年以新保守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与敌意，中美南海军机擦撞事件发生后，美国内充斥“中国威胁”与“遏制中国”的言论，一时间，颇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状。“9·11事件”使美国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第四波“中国威胁论”就此暂告段落。2004年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代》杂志和《商业周刊》等一些重要媒体纷纷报道，指责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以似乎耳目一新的言辞再次热炒“中国威胁论”的滥调。2004年3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出了一篇题为“中国正象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对美提出经济大挑战”长篇报道，文章认为，目前的中国犹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占据优势，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几乎是无止境的，而且国内市场巨大、善于外交手腕以及无需美国保护的军事实力。因此，相对日本而言，中国必将对美国构成更大、更久的经济挑战。

如今突出战略意义上的“威胁”。2007年8月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以抛售美元作为“核选项”》的文章，文章放大中国两位官员（实际只是两位学者）的个人言论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一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行动，一旦美国采取贸易措施向人民币施压，中国可能会大量卖出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将1.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应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其实，这只是《每日电讯报》过度渲染的“误读门”事件。但是，对于处于惊弓之鸟的美国，如同投下一枚震撼弹，顿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引发轩然大波。当天，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即发表声明，称“中国的威胁是徒劳而危险的”。一直摩拳擦掌想问鼎美国总统宝座的参议院议员希拉里则措辞强硬地宣称：美国应该采取更加严谨的立法措施，防止美国成为北京、上海和东京经济决策的“人质”。一系列舆论压力下，美国总统布什也不得不站出来发话：“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当然，北京方面的波澜更多是因为“友邦惊诧”。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爆发后，多年来不断向世界推销与扩张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与“华盛顿共识”遭遇重挫，美国的意识形态与“软实力”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国际社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越来越多地倾向多元，越来越多世人愿意了解甚至欣赏“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独特魅力。这给习惯了惟我独尊、乐于霸权的美国真正领略到“中国威胁”的来临。2010年新年伊始，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在2007年到2009年陷入崩溃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明显优势。尽管美国制造业占美国国民经济这的比重越来越低，但是美国服务业极其发达，给中国“贴标签”也是美国强大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美国除了制造“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外，也与时俱进制造了“中国责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