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网络监督和自我约束，法律监督同样是促使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手段。基于契约的法律，可以对政府形成硬性约束，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体系。

嘉宾迟福林：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就是依法行政，毫无疑问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督是我们整个行政建设当中最具有根本性的一件事情。在政府利益，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普遍形成的情况下，我们相关的制度缺陷还比较突出。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依法监督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所以首先有一个政府转型问题，就是要让政府重返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不能总是扮演一些具体项目的执行者角色。

毋庸置疑，政府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既要让它发挥作用，又要限制它不良的发展倾向和无效率情况，要在机制和行为上做文章，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制度。

嘉宾迟福林：过去的30年，政府和社会总体上很成功，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巨大成功，所以才有了中国的今天。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行政成本、政府自身建设，决不是说削弱政府的作用、限制政府的权力，恰恰是让政府如何有效发挥作用。今天，社会的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了，社会的矛盾也有阶段性的反映。比如市场化改革，下一步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的行为是作为一个市场的投资主体，还是作为一个市场环境建设的主体？如果仍然作为一个像3年前一样的投资主体，你就远不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不但作用发挥不了，甚至还会起相反的作用。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公共产品短缺成为一个大矛盾了。

过去老百姓的需求是吃饭、穿衣，今天是发展性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就体现出来了，取决于政府在公共产品上能发挥多大作用。政府的有效作用一定要和市场改革的阶段、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如果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却只得到更少的服务，这是行政高成本与无效率的双重悲哀。我们不在乎是一个大的政府还是一个小的政府，我们只在乎是不是一个有效、低成本的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公共产品。

未来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

经济格局混乱，谁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世界把目光转向中国。

从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中国预测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2008年，中国在危机中的傲人表现，不仅使得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最敏感的神经，更引得全球经济学家醉心研究中国发展的模式。与此同时，世界政要、媒体对中国趋势的乐观评价也纷至沓来。不久前，美国国务院3号人物尼克?伯恩斯就表示，在21世纪，美国超级强国的地位可能不保，印度、中国以及欧洲的崛起不可避免；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也表示，跟龙在一起比跟山姆大叔要好；英国《卫报》表示，中国正见证着“全球影响力的升腾”。

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更是预测，“中国会影响世界的格局”，“中国将成为世界全方位的领导人”。

这些令国人振奋的预测出自一个美国人之口，多少让人有几分质疑。为了说明自己预测的合理性，奈斯比特站在全球的高度，创造性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巨大的无限的中国道路的图画。他认为，有8根巨大的支柱，稳稳支撑着中国新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分别是：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而八大支柱的合体，正是奈斯比特先生所说的“中国模式”――一种崭新的没有出现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而正是这种新兴的模式改变了中国，并将在不久的未来实现世界重心的东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