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早在“蚁族”实地调查之前，我就把从北大、人大招募来的调研员同时作为我的调查对象。调研前，我给他们开座谈会，向他们介绍“蚁族”群体的有关情况，他们大部分的反应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这些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在那里待着，甚至有些人流露出鄙视的情绪。这些同学的态度，我能够理解。人的想法跟自己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我之前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群体存在。但随着调研的深入，当我带领同学们走进聚居村，接触过“蚁族”后，我再和他们在一起座谈，他们的反应是：不仅真正相信有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佩服他们。还有人因为觉得“蚁族”精神上很强大，很羡慕地想搬到里面去住。课题组成员张冉和我谈到，有个晚上，她从唐家岭回学校，没有赶上公共汽车，看着车门在眼前关闭、车子出站的情景，有种错过这辆公车就像错过整个世界一样的恐惧。我意识到，这个调研，给我的团队成员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沉重且强烈。

我为什么要研究“蚁族”

“蚁族”研究获得社会关注后，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廉思，你是北京人，家境殷实，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后，你的交际圈和生活圈与蚁族没有重合，怎么想到会去关注“蚁族”，关注这群和你并不相干的同龄人的命运。我原来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问的人多了，我也开始琢磨。我想，之所以对“蚁族”群体产生兴趣，可能是因为自己出生于80年代的“头”，总是对后面的弟弟妹妹们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和责任，我总希望比我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现在花苞一样的00后过得比我好，他们应当享有更广阔的天空和舞台。

“蚁族”研究启动后，遭遇的难度和挫折超乎了我的想象。人文社科研究中，社会调查耗费的资金最多，由于经费不足，课题组中的许多人不得不选择离开，真是难以维持。有很多人劝我放弃，我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每当这时，我就反问自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当肩负怎样的责任去回报国家和社会。这大概和我的教育经历有关。我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全由国家公费资助。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把自己的个人追求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识报效国家。在长达三年的研究中，我一直秉承这样的信念。曾有国外的研究机构慷慨承诺提供上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以收买我的研究成果，但我始终没有这样做。人生的道路选择需要经过漫长的理性思考，不断克服众多外在的利欲诱惑，直面到自己的内心，去询问到底什么样的选择会让自己有最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对于“蚁族”研究，8万多的研究费，3万多的出版费，我总共为这项研究垫付了12万。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件吃亏的事，但是我觉得--值！因为它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我从中收获到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