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他还是与美国生活脱节。“葛瑞格这辈子从来没准时过。”他母亲说，“从小开始，他就一直按照非洲时间作息。”     

在非洲的工作给了这家人丰厚的报偿——但并不包括金钱。所以家里付不起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

“我是靠‘退伍军人法’在退伍后领补助上大学的。”父亲说。于是葛瑞格在高三那年前往圣保罗军人招募中心，签下两年的职业军人协议。

“越战才结束不久，”葛瑞格说，“我竟然去当兵，同学们都很惊讶。不过我们实在太穷了。”

高中毕业第四天，他前往密苏里州的立奥拿伍堡军事基地，接受新兵训练。当大多数同学在上大学前的暑假睡意正浓时，葛瑞格在当兵第一天，清晨五点就被中士吓醒了——他粗鲁地踹着寝室里的行军床，大吼：“赶快起床！”

“我不能被这个人吓倒。”第二天清晨五点钟，葛瑞格已经穿好军服，坐在床上跟士官长帕克斯问好了。

“他大骂我没有按规定睡足八小时，罚我做四十个俯卧撑，然后要我步行到司令部，给了我一个袖徽，让我戴着回寝室。‘这是摩顿森，他是你们的新排长！’中士说，‘他比你们这群混账军阶高，所以照他说的做！’”

摩顿森为人谦和，指挥效率并不算高，但他的表现仍旧相当抢眼。橄榄球校队和田径队的训练让他体能优异，军中的基本训练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甚至不如越战后美军委靡的士气让他记忆深刻。摩顿森和第33装甲师一起被派驻德国，行前接受医护训练，成为一名医护兵。这也开启了他这辈子对医护的兴趣。

“刚入伍时很天真，不过军队生活能让你一夜长大。”摩顿森说，“很多人在越战后都染上毒瘾。有些人因注射过量挂掉了，然后我们就得去收尸。”在一个寒冬的清晨，他们去给一位中士收尸——因为是同性恋他被人痛殴，丢在满是冰雪的壕沟里。

派驻在东西德边界附近的班贝格时，摩顿森练就了随时可以入睡的本领，这让他的余生受益匪浅。这得感谢军队里不规律的作息，他们必须在任何地方入睡，也必须瞬间恢复清醒。“我从来没对任何人开过枪，”摩顿森说，“当时柏林墙还没倒，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M16步枪瞄准镜里观察东德卫兵的动静。”放哨时，如果发现东德狙击手射杀企图逃亡的民众，卫兵被授权可对狙击手开枪。“这种状况偶有发生，不过从没在我站岗时发生。感谢上帝。”

摩顿森在德国认识的大多数白人士兵，都会在周末“找女人、喝得烂醉、或是嗑药”，所以他宁愿跟黑人士兵一起搭免费军机，去罗马、伦敦或是阿姆斯特丹逛逛瞧瞧。那是摩顿森头一回自助旅行，他发现旅行和旅伴都棒得不得了。“我在军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黑人。那是离开坦桑尼亚后我第一次不再觉得孤单。”

继“迟到”后，摩顿森养成了第二个最难改变的习惯——再也没办法把车往前开进停车场：即使已经退伍多年，摩顿森仍是倒车入库，无论在巴基斯坦，还是在家。按照军中灌输的观念，这样，他的脸才能永远面向前方，万一车子着火可以迅速逃生。

摩顿森申请了退伍军人奖学金，选择到学生族群更多元化的南达科他大学读书。

母亲当时也是学生，正在攻读她的教育博士学位，父亲则找了一份待遇很差的无聊差事，长时间在明尼苏达的一间地下室处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律问题。葛瑞格半工半读，在学校自助餐厅洗盘子，在达科他医院担任夜班护理员。每个月，他都偷偷把部分收入寄给父亲。

1981年4月，葛瑞格在南达科他州的第二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那时他才四十八岁。葛瑞格在大学主修化学和护理，得知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和肝脏，他清楚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父亲。于是他每个月两次驱车六小时回家陪护父亲，每次都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

他提出暂时休学全力照顾父亲，但登普西却喊：“你敢！”葛瑞格只能持续隔周一次的探望。天气好的时候，葛瑞格把父亲带到户外，坐在躺椅上晒太阳。像在坦桑尼亚时照料绿茵庭院一样，登普西一直把罗斯维尔家中的花园照顾得好好的。现在，他也要儿子把杂草及时清理掉。

深夜，葛瑞格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总会听到父亲打字的声音。他正忍着病痛，安排自己葬礼的程序，母亲则坐在沙发上打盹，一直等到打字机停止，她再陪丈夫回房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