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院读书时，我们把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和酗酒等，都称为“官能”疾病。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表明我们承认，或许某一天研究人员会发现，这些病都是神经解剖学的某些缺陷或生理上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些病症都是心理引起的。作为心理医生，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心理特点全部勾画出来。

最近30年来，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心理疾病都有其深刻的生理根源，甚至主要跟生物学有关。实际上，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心理医生对生物化学变得如此迷恋，以至于忘记了所有传统心理学的智慧——其中一些智慧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比如精神分裂症，就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病症，它也是心理－心灵－社会－心理病症的综合体现。癌症也是如此。它们都有多方面的原因——生理的以及身心相关的。

早在几个世纪前，人类就认识到，我们的病痛同时具有生理和心理双重因素。心理医生所说的“器官语言”，就反映了这种将生理和心理综合考虑的智慧。例如：“他叫我头痛（意思是心理的因素传达到了生理上）”，或“我紧张得肚子痛，真有点柔肠寸断的感觉”，或“我的心碎了（我的心遭到打击）”。许多半夜到急诊室的人都声称“胸痛”，不管有没有心脏病，这恰恰是在他们经受了某种“心碎”的事情之后。

脊椎问题其实与勇气有关。这再一次在我们的语言里反映出来。我们说：“他是一个软骨头”，或“他没有骨气（他没有脊椎）”，或者，“伙计，她真的有骨气（她真的得到脊柱了）”，或“她太有勇气了（她得到许多脊椎）。”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得忍受背痛之苦，特别是一种叫做“脊椎增生”的病症，颈椎部分尤其严重。从我的颈椎X光片看，你会认为我都有200岁了。当我第一次被诊断患有这种病症时，我曾问神经外科医生和骨科医生：“是什么搞得我的颈椎看上去这么老？”他们会说：“嗯，可能是你小时候脖子受过伤。”

我的脖子从未受过伤。但是当我告诉他们这一点时，他们只能回答：“既然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你的脊椎增生。”对这样的回答，我已很满意，因为很少有医生肯说这么多，而只是泛泛回答：“不知道。”

实际上，我对造成自己脊椎增生的原因还是比较清楚的。大约13年前，疼痛和臂膀麻木几乎使我处于崩溃的边缘，我没完没了地接受了长时间的神经外科治疗。那时我对自己说：“斯科特，你知道，如果你不想经受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的、非常昂贵的、可能危及生命的手术——以及最终你要去面对的、手术所引起的一系列后续问题，或许你该搞清自己是否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甚至可能在推波助澜呢？”

一旦我愿意问自己这些问题，我就立刻意识到自己是有责任的。我意识到多数情况下，自己在执业时总是战战惊惊，唯恐树立不必要的敌人。偶尔我也遇到过一些敌意，尽管决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多，但我的担心显然不是杞人忧天。于是我总是缩着肩膀，就像一个橄榄球队员准备低头冲过匹兹堡铁人队的后卫线。试想一下，让你的头和脖子保持那种姿态30年，你绝对就知道是什么造成脊椎增生了。

当然，事情并不都那么简单，大多数疾病都由多重原因造成。比如，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颈椎增生，只是不像我这么严重，尽管他们决不是典型的逆来顺受的人。所以我的病症显然有其生物学成因——基因的或遗传的因素。请记住我的观点，即几乎所有的病症都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的，而是心理－心灵－社会－生理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不是在这方面开先河的人。关于身体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有论述。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了疾病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关系，以至有些人在获悉自己患病后，竟然会有一种负罪感。当然，你不必每次都因为着凉或感冒而责怪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但是如果患上了某种严重疾病或慢性疾病，认真审视自己则是必要的。问问自己，是否在这场疾病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不过即使你自我检讨，也不要对自己太苛责了。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就意味着压力和紧张，它使我们筋疲力尽。要清醒地认识到，或早或晚，我们都会死于这种或那种该死的身体及精神的综合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