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编写一部电影中的某个情节，我曾经在工作室的布告板上贴着一张粉红色的索引卡片，我用打字机在卡片上打出一个从《默克手册》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说的是大脑能够缺氧多久。在休息室附近的房间，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张粉红色索引卡：“大脑组织缺氧四至六分钟即可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或者死亡。”当社工再次出现时，我告诉自己肯定记错这个句子了。和他同行的是个男人，他介绍说是“你丈夫的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死了，对吧？”我听见自己问医生。医生望着社工。“没事的，”社工说，“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们带我走进约翰躺着的病房，病房的帘幕都放了下来，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们问我是否需要牧师。我说是。一个牧师出现了，说着悼词。我向他道谢。他们把约翰用来存放驾驶证和信用卡的那个银色钱夹交给我。他们把原来在他口袋中的现金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表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机交给我。他们把一个塑料袋交给我，他们说袋子里面是他的衣服。我向他们道谢。社工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我请他帮我拦一辆出租车。他拦了一辆。我向他道谢。“你有坐车的钱吗？”他问。我说我有，我是个冷静的人。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探望金塔娜回来之后，约翰将夹克和围巾挂在一张椅子上。当我走进房间，看到它们仍挂在原位（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一件《因为你爱过我》摄制组人员穿的巴塔哥尼亚牌防风上衣），我在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样。崩溃？需要镇静剂？还是尖叫？

我记得我一直想我得和约翰谈谈这件事。

我没有什么事不跟约翰商量。

因为我们都是作家，都在家工作，所以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方的声音。

我并不认为他总是对的，他也并不认为我总是对的，但我们彼此是对方信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之间的投入和兴趣都没有分歧。很多人说我们肯定会有争执，因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得到更好的评论，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们说我们的私人生活肯定充满了职业上的妒忌和憎恨。这和事实完全不符，一般人坚持这么认为，只能说大众对婚姻的理解相当空洞。

这也曾经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件事。

从纽约医院回家当天晚上，我只记得房间里阒寂无声。

我在医院拿到的塑料袋里面有一条灯心绒长裤，一件羊毛衫，一条皮带，我想没有别的东西了。灯心绒长裤的裤管已经裂开，我想应该是医务人员割的。羊毛衫上有血迹。皮带被卷了起来。我记得我把他的手机插进他写字台上面的充电器。我记得我把他的银色钱夹放进卧室的一个盒子。我们的护照、出生证明和法律服务证书都放在其中。这时我查看钱夹，看到他带着的是这些卡片：一张2004年5月25日到期的纽约州驾驶证；一张大通银行的贷记卡；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一张富国银行的万事达卡；一张大都会博物馆的会员卡；一张美国西部作家协会的会员卡（当时正是学院奖的投票时间，用这张会员卡可以免费看电影，他肯定去看了一部电影，我记不清楚了）；一张医保卡；一张地铁卡；还有一张美敦力公司发行的医疗卡，卡上写着“我身上植入了一个Kappa 900 SR型心律调整器”的字样，还有这件设备的序列号，移植它的医生的电话号码，以及附注“移植日期：2003年6月3日”。我记得自己将原来在他口袋里的纸币和我自己包里的纸币放在一起，我展平那些钞票，小心翼翼地将二十元和二十元放在一起，十元和十元放在一起，五元、一元和五元、一元放在一起。我记得我一直在想，当我这么做，他会明白我正在处理事情。

当我在纽约医院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有个门牙缺了一角，我想那是摔倒造成的，因为他脸上还有淤伤。隔日，我在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看到他的尸体，脸上的淤伤没那么明显了。我跟殡仪员说别给尸体化妆，他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做点清洁工作就好了”，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把淤伤遮盖掉。和殡仪员打交道时，我依旧很漠然。我到坎贝尔殡仪馆来下了很大决心，决意避免任何不合适的反应（比如流泪、愤怒、在一片肃穆中无助地笑起来），结果我什么反应都没表露出来。我妈妈去世后，带走她尸体的殡仪员在床上空出来的地方放了一束假玫瑰。这是我弟弟告诉我的，他非常生气。他们也会给我假玫瑰。我记得自己匆匆选了一副棺材。我记得在我签署文件的办公室有一个老旧的时钟，已经停了。约翰的侄儿托尼·邓恩当时陪着我，他问殡仪员钟怎么不走了。殡仪员看上去很乐意向人解释这件装饰品，他说那个时钟已经停了好几年，但被当作“某种纪念品”保留了下来，供人缅怀这家机构的往昔。他似乎拿时钟来给我上课。我想着金塔娜。殡仪员所说的，我也能大声地说出来；但我所喊不出来的，是想到金塔娜时脑里回荡的诗句：你的父亲长眠海底深处/他的双眼已经化成珍珠出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

八个月之后，我问我们这栋公寓楼的经理是否仍保留着12月30日夜里门卫所做的记录。我知道有这么一份记录，我当这栋楼的业委会主任已经三年了，门卫记录对处理这栋楼的事情来说必不可少。第二天经理把12月30日那一页给了我。记录显示那天晚上的门卫是迈克尔·弗里因和瓦塞尔·伊厄内斯库。这我已经不记得了。瓦塞尔·伊厄内斯库经常和约翰在电梯中开玩笑；他们一个是逃离齐奥塞斯库Ceausescu Nicolae（1918-1989），曾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罗马尼亚的流亡者，一个是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市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都喜欢揶揄惺惺作态的政治。“那么本·拉登在哪里呢？”每当约翰走进电梯，瓦塞尔就会问他，“本·拉登在顶楼吗？”“在那座小房子吗？”“在健身房吗？”我在记录上看到瓦塞尔的名字，却记不起12月30日傍晚当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回来时他有没有开这种玩笑。那晚的记录只有两项，比平常少，虽说时值年关，这栋楼的多数人都到更温暖的地方去了，但只有两项也太少了。

记录：夜间9点20分，医务人员到达，找邓恩先生。邓恩先生10点05分被带往医院。

记录：A-B楼客梯的灯泡灭了。

A-B楼电梯就是我们搭乘的电梯，就是9点20分医务人员上来搭乘的电梯，就是10点05分他们把约翰（和我）带到楼下的救护车搭乘的电梯，就是我在没有记录的时间独自回家时搭乘的电梯。我没有注意到电梯里面的灯泡灭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医务人员在我们家呆了四十五分钟。我总是跟人说那段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分钟”。如果他们呆了那么久，是否意味着他当时还活着？我问一个熟悉的医生。“他们有时候会工作那么久。”他说。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拿到死亡证书的时候，上面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12月30日夜间10点18分。

我离开医院之前，有人问我是否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我说同意。后来我在书上看到，有人死亡之后，医院的常规工作中最微妙、最敏感，通常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询问活着的人是否愿意对尸体进行解剖。很多研究表明，医生自身做出这个询问时也非常紧张。他们知道尸体解剖对医学的学习和教学来说至关重要，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程序会激起一种原始的恐惧。不管在纽约医院问我是否愿意对尸体进行解剖的人是谁，如果他或者她也感到紧张，我愿意为之消除：我主动要求进行尸体解剖。尽管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曾见过几次尸体解剖，我仍主动要求。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全都知道，我知道胸膛会像杀鸡那样被切开，我知道脸上的皮会被剥下来，我知道内脏会被放在天平上称重。我曾见到侦查凶杀案的警探扭过头，不去看正在进行的尸体解剖。但我仍要求进行尸体解剖。我想知道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上，我想他们解剖的时候我也在那个房间里（我和约翰一起看过几次别人的尸体解剖，我应该去看他的，当时我脑里一直想，如果躺在解剖台上的是我，他可能会在解剖房里），但我不相信自己能够理智地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我没有问。

如果救护车在10点05分离开我们的大楼，而死亡时间却是10点18分，那么中间这13分钟只是用于登记和应付机构的繁冗，用于确保医院的程序得到遵从，用于确保手续已然办妥，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盖公章、来通知这个冷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