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等同于一声无助的怒吼，是既然一切如常，这怎么可能发生的另一种说法。当时金塔娜躺在重症监护中心的病房中，她的手指和脸都水肿，含着呼吸管的嘴唇因为发热而干裂，凌乱的头发被汗水浸透了。那晚呼吸机上的数字显示她只通过呼吸管接受45%的氧气。约翰亲了她水肿的脸。“再多爱一天也不够。”他低声说。这也是我们家的隐语。它出自一句电影台词。在理查德·莱斯特执导的《罗宾汉与玛莉安》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玛莉安给她自己和肖恩·康纳利扮演的罗宾汉下了致命的毒药，然后对他说：“我爱你，甚至再多爱一天也不够。”约翰每次离开重症监护中心都会低声说出这句话。出去的路上，我们设法跟一个医生攀谈起来。我们问输氧量的降低是否意味着她有所好转。

他沉默了一会儿。

重症监护中心那个医生说的是这句话：“我们仍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展。”

病情会往好处发展，我记得当时心里想。

重症监护中心的医生还在说。“她真的病得很重。”他说。

我知道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她可能会不治身亡，但我接受不了：病情会往好处发展。它会往好处发展，因为它必须往好处发展。

我信凯特。

我信上帝。

“我爱你，再多爱一天也不够，”三个月后，穿着黑色长裙的金塔娜站在圣约翰大教堂中说，“就跟你以前常常对我说的一样。”

1964年1月30日是星期四，那天下午，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本尼托郡的圣胡安巴蒂斯塔天主教堂成婚。约翰穿着一套海军蓝的赤普西装。我穿着一条白色的丝绸短裙。裙子是约翰·肯尼迪遇刺那天我在旧金山的兰肖霍夫服装店买的。达拉斯中午十二点半时，加利福尼亚还是早晨。当时母亲和我离开兰肖霍夫，想去吃午饭，碰到一个萨克拉门托来的人，这才知道总统已经遇刺。因为那天下午在圣胡安巴蒂斯塔出席婚礼的只有三四十人，按照我的意思，典礼上不要有入口，不要“游行”，只要站在那儿，完成仪式就是了。“有请两位新人。”我记得客串司仪的尼克说。尼克知道我的打算，可是弹奏手风琴那人并不知道。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挽着父亲的手臂，沿着通道一路走过去，黑色的眼镜后面泪水涟涟。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开车到位于卵石滩的婚房。那儿可以吃的东西很少，只有香槟，一个朝向太平洋的阳台，非常简单。我们在蒙迪西托的圣伊西德罗度假村的一座平房过了几夜，算是蜜月；然后呆腻了，就飞到比弗利山酒店。

金塔娜大喜那天，我曾想起了这次婚礼。

她的婚礼也很简单。她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戴着一条面纱，蹬着一双昂贵的鞋子，而头发则编成一条粗辫子挂在身后，就像她童年时那样。

我们坐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唱诗班位子上。她父亲陪着她走向圣坛。圣坛上有她的朋友苏珊，她自三岁以来在加州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在纽约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的表妹汉娜。婚礼上有她的表妹凯莉，她从加利福尼亚来，念了婚礼致词的一部分。婚礼上有杰里的继女的孩子，他们念了致词的另一部分。婚礼上有几个最小的儿童，几个头戴花环、双足赤裸的女孩。婚礼上有豆瓣菜三明治、香槟、柠檬汁，有和蛋糕一起上的果味雪糕，有和果味蛋糕相称的桃红色餐巾纸，草坪上还有孔雀。她踢飞那双昂贵的鞋子，掀开面纱。“那真是太完美了，你们说呢？”那天晚上，她打电话来的时候问。她父亲和我都表示同意。她和杰里飞往圣巴斯。约翰和我则飞往檀香山。

那是2003年7月26日。

她住进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之前4个月又29天。

她父亲去世之前5个月又4天。

他去世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夜里，每当我觉得累了，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就会留下亲朋好友在那套公寓的客厅、餐厅和厨房聊天；而我则沿着走廊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我会避免看到走廊墙壁上挂着的、会让我回忆起我们刚结婚那些年的东西。实际上我不用看，而且不看也避不开它们：它们已经在我心里。墙上有一张我们在《毒海鸳鸯》的展位上拍摄的照片。《毒海鸳鸯》是我们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我们和它一起去参加戛纳电影节。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当时我们乘坐的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专机的头等舱，而我光着双脚就登上了飞机，当时是1971年。墙上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于1970年在中央公园的贝塞斯达喷泉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约翰和四岁的金塔娜吃着冰淇淋。那年秋天，我们一直在纽约为奥托·普雷明格的一部电影工作。“她在那个没有头发的普雷明格先生的办公室。”当时有个儿科医生问金塔娜她的妈妈哪里去了，她这么回答。墙上还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的照片，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马里布的房子的阳台拍的。《人物》杂志曾经刊登了那张照片。看到它我就想起来了，那天金塔娜第一次画眼线，照片是在她画眼线的间歇拍的。墙上还有一张巴里·法瑞尔给他妻子玛西娅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玛西娅坐在马里布那座房子中的一张藤椅上，怀里抱着他们的女儿琼·狄迪恩·法瑞尔，后者当时还是个婴儿。

巴里·法瑞尔已经去世了。

墙上还有一张凯瑟琳·罗斯的照片。那是我们在马里布时康拉德·霍尔给她拍的。当时她将一个塔希提贝壳扔到邻居的游泳池里，跟金塔娜说如果能把它捞起来，那么贝壳就归她。金塔娜就这样学会了游泳。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是一段凯瑟琳和康拉德夫妇、阿珍和布里安·摩尔夫妇、约翰和我交换植物、狗、关怀、建议以及每周在他们家或者我们家聚餐好几次的岁月。

我记得我们全都会做法式蛋奶酥。康拉德在帕皮提的姐姐教会凯瑟琳如何毫不费劲地制作蛋奶酥，凯瑟琳又教给我和阿珍。那种制作方法比通行的简略一些。凯瑟琳还从塔希提给我们带来了香草豆荚，用酒椰叶扎成大大的好几捆。

有一阵我们还用这种香草来做焦糖蛋奶糊，但没有人喜欢把白糖弄成焦糖。

我们曾说起要租下李·格兰特在祖玛海湾上的房子，开一家叫做“李·格兰特之家”的餐厅。凯瑟琳、阿珍和我可以轮流当厨师，约翰、布里安和康拉德则可以轮流当服务生。后来凯瑟琳和康拉德分道扬镳，布里安的小说已告完成，我和约翰则到檀香山重新编写一份电影剧本，这个马里布生存计划便告搁浅。我们在檀香山完成了很多工作。纽约没人能够清楚地算出两地的时差，所以没人打电话来，我们可以整天工作。20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我想在檀香山买房子，带着约翰看了很多处房产，但在他看来，真的定居檀香山比住在卡哈拉酒店还没劲。

康拉德·霍尔已经去世了。

布里安·摩尔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