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到了这些知识。它们派上了用场：不时试探着问几个问题，或者清楚地表达我的愿望。我曾经“怀疑”她是不是“积水”了。（当然了，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她的样子。）我搜肠刮肚地使用“积水”这个词。说出“水肿”时，我注意到医生脸色一沉。我还“怀疑”她如果积水不是这么严重的话，呼吸会不会更顺畅一点。（当然了，我不是医生，但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是这样的。）我还“怀疑”如果她之前服用过利尿剂，是不是就不能拔管。（当然了，这是一种家居疗法，但如果我觉得自己像她这样，那么我会服用速尿灵。）有《重症监护》当指南，和医生的交谈显得直接而切中肯綮。我能够得知自己是否帮得上忙。每当医生把我前一天对他提出的建议应用到治疗中，我就知道我帮上了忙。

这次不一样。我在贝斯·以色列北院能够为水肿出谋划策，我觉得其中很荒谬的一点是水肿不是脑外科手术。这次是。当UCLA的医生对我说“顶叶”或者“颞叶”时，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大脑的哪个部位，更不用说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了。我想我能理解“右额叶”。我去了UCLA医学中心的书店。我买了一本书，封面称该书“概述了神经解剖学及其功能与临床应用”，是一本“优秀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参考读物”。这本书的作者是医学博士斯蒂芬·瓦克斯曼，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神经学系主任，书名叫《临床神经解剖学》。我如愿以偿地翻阅到一些附录，例如“附录Ａ：神经系统检查”，可是当开始阅读书上的内容时，我想起的只有一次旅行的经历。那是在印度尼西亚，我没办法搞清印度尼西亚语的语法，看不懂这种使用在路牌、招牌和广告牌上的官方语言，结果迷了路。我曾经请教过美国大使馆的人，问他如何区分动词和名词。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语中，同一个词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这次看《临床神经解剖学》，我似乎又搞不清它的语法了。我把它放在比弗利·威尔郡酒店的客房中，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接下来五个星期，它将会一直呆在那儿。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如果《纽约时报》还没有送到，我还不能靠玩它的填字游戏来暂时忘记痛苦，我就会继续看《临床神经解剖学》，但我连“附录A：神经系统检查”都看不太懂。起初我看的都是一些浅显的指示（问病人总统的名字，让病人从100每隔7个数字数到0），但过了几天之后，我的注意力好像集中在一段神秘的内容上。那段内容是用来测试记忆力和理解力的，附录A称之为“镀金男孩的故事”。瓦克斯曼博士建议将这个故事说给病人听，然后请他们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并解释故事的意义。“三百年前，一个教皇举办了加冕仪式，有一个小男孩被选中扮演其中一个天使。”

这是“镀金男孩的故事”的开头。

虽然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病人可能会难以记清故事的细节（三百年前？扮演其中一个天使？），但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是讲得很清楚。

下面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外表必须越华丽越好，从头到脚被包了一层金箔。小男孩生病了，为了他的康复，医生使尽一切办法，但没有揭掉致命的金箔，他没过几个小时就死了。”

“镀金男孩的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想说明“教皇”是靠不住的吗？它想说明当权者普遍是靠不住的吗？它想说明医学是靠不住的吗？（请注意“为了他的康复，医生使尽一切办法”。）病人浑身不能动弹，住进这所以教学为主的医院的神经科重症监护中心，将这个故事讲给她听有什么意义呢？能得到什么教训呢？他们认为它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所以告诉病人不会有什么后果吗？看来他们迟早会在某个早晨，全然不顾病人有什么感受，说出那个深奥的“镀金男孩的故事”。这就是整个摆在我面前的局面。我回到UCLA医学中心的书店，想再找一些相关资料，但我翻阅了几本教科书，它们都没有提到镀金男孩的故事。我从纽约向西飞来时，身上只穿着深冬的衣服，所以我在这个书店买了几套蓝色的棉布医生服装。我当时凄然孤寂至极，竟然没有想到，身为一个病人的母亲，穿着蓝色的棉布医生服装在医院出现，会被人当作是一种不得体的举动，会惹来别人的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