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立雅

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想过去留学，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在全校各系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同学中选拔，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因为身体残缺，不符合李氏遗嘱“身心健全”的条件。台大钱思亮校长不服气，特别给我安排，请胡适先生帮忙。1957年夏天，胡适先生受了钱校长之托，曾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后来就由我取得了。这样我就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萤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好看得很。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我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过这种生活，如果坐飞机过去，就没有这种经历了。

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我在东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三分之一跟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做独立研究。

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得窥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 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主要基地。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关注社会学；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注意城市经济学。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不是我自己发展的，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这些都是机缘。

我的老师顾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基本没有问题。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顾立雅读俄国史出身，后来他到北平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朝代的书。

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到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多了十来倍。

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宽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选的课只有一门是中国的历史，这门课基本不用上，就是写阅读报告，所以我读书的自由度很大。顾立雅给我极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断启发我接受挑战。比如说中国的“刑名”，中国人不细想的话，会把“刑名”当作是刑法。顾立雅和我第一次见面，问我：“‘刑名’两个字怎么解？”我猛地触动了一下，我讲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说你讲的是刑法，他解释给我听：一个是形状，一个是名字、名义，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实和名之间的关系，对我冲击很大。洋人读书不简单，咬文嚼字，比中国人认真。顾立雅对形名的解释，是以数字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