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江水系列”丛书，书名都带一个“江”字：《倚杖听江声》、《江渚候潮汐》、《江心现明月》、《江口望海潮》。许先生说：“我写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可以分成几类：政论、社论、时论、文论。书名都是‘江’字，和《万古江河》呼应，中国文化中的潮流，一步步走，最后走到江口来了。”

我说：“您的‘江水系列’中，很多文章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的读后感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记录了您当时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想法。”许先生说：“对，是时代的反映。书里有些时论，今天看来没意思，但摆在一起看，可以看出台湾近代发展的线索来。如果你将那些时论按照年代排下来，看得更清楚。单从序文里，就看得出思想改变的路程。这工作，参加过的人很多，我没有全时间地留在这个圈子里面。余外，我还是照写我的专业文章，不会把自己溶淡掉。”

我说：“您的文集里有那么多种文类，这在纯然学者里面并不多见。”许先生说：“我兴趣广泛。到了后来，我不甘于只是做学术性的工作，我愿意让多种兴趣自由发展。但是，我最大的精力还是放在学术工作上。可是在为台湾的民主开放的工作上，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

我颇感兴趣：“在美国，大学者为《纽约时报》等报刊写文章的例子多吗？”许先生有些黯然：“很少。克鲁格曼是经济学家，他为《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余外，大学者当然没有怎么在报纸上写东西。在美国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已经非常淡薄了。”我问：“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情况？”许先生说：“工作专业化的缘故。中国也老早这样子了。台湾非常可怜，等到蓝绿对决以后，两极化，没有人有中间立场。任何人只要有中间立场，总有一边的人会骂他。”

我不无伤感地说：“很多学者并不耐烦做学术普及工作，他们只看重自己的名山事业，不愿意写对大众有启发性的小文章。我特别期望学者有兴趣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以浅白易懂的文字写出来。这种小文章对普及学术思想与推动社会进步大有好处。”许先生说：“这就是中国儒家基本的使命感。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还有一本《史海巡航》，那是我应中学老师要求而写的。阳春白雪也应当能教育年轻学者，或者让同行分享，刺激同行。我现在越来越把精力放在教育年轻学者上。”

许先生说：“对历史，我不仅拿它当史料看，也将古人当作我的朋友，至少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他的“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的妙句则常在我脑海里飘过。细读他数十年来的时论文章，我偶发奇想：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机缘巧合之下，也许他会是一个难得的报人。

在写报人余纪忠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葩》一文中，许先生说：“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梁任公与张季鸾二位前辈的文章，均独步当时，而余先生挟其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素养，巨笔如椽，也不让二公专美于前。在余先生的熏陶下，《中国时报》环境中，不少中青年的新闻从业人员，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写文章的能力，也学到了经营事业的本事。今日台湾新闻界中，出身《中国时报》的人才特多，其中不少卓越之士，已是独当一面的领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