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作杂而碎，却充实。我时常最早一个到办公室，最迟离开。在热闹的人群里，我在一旁看得淡然。每个月杂志例会，我都会看见一个叫周安年的人坐在圆桌对面，和我成四十五度角，长得有点卡通，言谈却又充满深沉，静静地看，周安年像，像成人版的蜡笔小新。有时恰好他抬头，我来不及闪躲，正好形成对望，我迅即埋头，继续稿纸上未完成的成人版蜡笔小新素描。有时玉镯和稿纸会摩擦发出“????”的声音，仔细辨认便自作多情以为是去年刘若英的专辑，《听说》的旋律，让人觉得心安理得，以为周安年并不知道我在注意他。于是每个月杂志例会，周安年的出现便成为我的期待，以此转移对李南辰的感情。筱然说这世上谁没有谁还是一样活下去。

可对我来说并不如此。

当周安年走到我身边，仔细地说：“夕颜，王主任派你同我下周一出差，西安。火车票订好了。”

我抬起头，眼前的男人与我成直线状，一百八十度，乳白色衬衫，深色西裤，疏淡而温和的眉眼看着很舒服。四十五度角的他和一百八十度的直接相对并不一样，显然，一百八十度的他长得有点男人。本想问几人同去，倘只有一男一女便推辞，却让我只笨拙地回了声：“哦。好的。”

此时，我来京半年有余，并赶上了北京的第一场沙尘暴。北京的天气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比之于南京，这更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定居的城市，节奏太快，空气太厚。我问筱然是不是也羡慕逆风而行的我，筱然说她只期待三五年后顺利在三月份的日本的樱花树下惬意地呼吸。我说你就一准日本佬，筱然说你就一小愤青。

周安年做了个打电话的动作，笑着说：“有问题随时可以发短信，或者打电话。”

原来脸颊左侧也有一个小酒窝。

人很奇怪，对一些没有规则的东西会去规则地记住。并不是每个人脸颊左侧都有酒窝，可是沈浩有，李南辰也有，现在，周安年也有。

北京去西安的火车上，一开始我并不主动同周安年说话，潜意识的刻意保持距离，或许更多是不愿让别人从自己脸上看出他在自己心中的印象良好与否，以防卷入莫名其妙的漩涡。他却是耐心，问长问短：“夕颜，你是法学专业吧？”

把口中的矿泉水迅速咽下，凉得卡喉，我淡淡地说：“噢。是的。”

周安年说：“学法的却跑来做中文系的活。”

我的指尖颤抖了一下，倘若周安年不提醒，我差点忘记自己学了四年的法律，也曾陪筱然在辩论场上叱咤风云，挥斥方遒。可见当人把全部精力倾泻在一件事情上，譬如感情譬如工作，则原先良好的记忆力每况愈下，以致老来唯不忘相思了。